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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Genre
genre 都市
都市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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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怪侠
凌楚第一次出现在城里，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那天八点四十分，金融街堵得水泄不通。地铁口像开了闸，人群一股一股往外涌；办公楼的玻璃幕墙被晨光照得发亮，西装、领带、高跟鞋、咖啡杯和手机，在街头组成一种严肃而急促的秩序。 凌楚偏偏穿了一件紫色长风衣。 里面是白色衬衣，裤子一边黑一边银，脚上还蹬着两只颜色完全不同的鞋。 他站在人行道中央，抬头看着一栋四十八层的大楼。 “这里的人，看起来都不太开心。” 他说。 旁边保安看了他一眼。 “先生，请不要挡路。” 凌楚点头。 “有道理。” 然后往旁边让了半步。 保安刚要走，忽然发现自己腰间的对讲机变成了一只塑料鸭子。 一按。 “嘎。” 保安愣住。 再按。 “嘎嘎。” 旁边两个上班族笑得咖啡差点喷出来。 凌楚已经进了大楼。 大厅里正在排队刷卡。 一个男职员一边看手机一边往前挤。 “让一下，让一下，我迟到了。” 凌楚盯着他看了两秒。…
她死过两次
门打开以后。 没有人动。 周曼站在门口。 红裙。 黑发。 赤着一小截锁骨。 她已经不再是照片里十六年前那个青涩的女孩。 准确地说—— 她看起来仍然年轻。 却不是少女未经世事的年轻。 而是一种经过时间、欲望、恐惧和秘密以后，反而变得更加明亮的年轻。 她大约二十几岁的模样。 腰很细。 肩颈线条修长。 红裙收得恰到好处。 不是刻意裸露。 却让人第一眼就会注意到她的身体。 她站在那里。 没有摆任何姿势。 甚至只是很随意地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 可整个房间的视线都会自然落到她身上。 那是一种很难解释的吸引力。 像她身上有什么东西。 危险。…
曼哈顿中国城
曼哈顿中国城，十几条街，挤着几代华人的悲欢。卖菜阿婆推着小车穿过清晨，餐馆老伙计守着几十年的炉火，中药铺老板看着子女渐渐远离旧传统；公园里的老人打麻将、谈故乡，移民律师、医生、老师、和尚、按摩店老板娘、房产中介，也各自背着秘密与牵挂。他们彼此熟识，又各有命运，在生意、亲情、乡情与时代变迁中相遇、错过、扶持。老店会关，新人会来，而中国城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收留着无数异乡人的记忆，也不断追问：人走得再远，哪里才真正是故乡？
年轻人还会回来吗
年轻人会不会回来？ 这句话，中国城的老人问得越来越多。 不是问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 也不是问春节回不回来。 是问更久以后的事。 那些在纽约出生、在美国学校长大、说英文比中文顺、毕业以后去别的城市工作、住到更远地方的孩子，等父母老了，等老店关了，等这几条街不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他们还会不会回来？ 回来做什么？ 接店？ 照顾老人？ 过节？ 带孩子吃点心？ 还是只是偶尔路过，站在街口说一句： “我小时候常来这里。”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 小雯最常想。 因为她天天在学校里看着下一代。 孩子们的脸还是中国人的脸。 名字里也常常还有中文。 可他们最自然的语言是英文。 他们讨论游戏。 电影。 学校。 同学。 很少主动讨论中国城。…
送一个人走
中国城里，谁家结婚，消息传得快。 谁家有人走了，消息传得更快。 早上还在说： “昨天看见他了。” 下午就变成：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这么突然？” 到了晚上，半条街都知道。 人活着的时候，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的一个老人。 一旦走了，大家才开始说起： 他年轻时候做什么。 以前住哪里。 老婆什么时候没的。 孩子几个。 脾气怎么样。 欠过谁钱。 帮过谁。 跟谁吵过。 给谁介绍过工作。 这时候，一个人的一生才突然从街坊嘴里拼起来。 这一次走的是老黄。 不是最老的一个。 也不是身体最差的一个。…
女人撑起来的中国城
如果把中国城所有女人都从街上拿走，这个地方大概一天都撑不住。 餐馆会乱。 老人院会乱。 学校会乱。 家里会更乱。 可中国城很多年里最容易被看见的，偏偏总是男人。 会馆里坐在前排的是男人。 商会讲话的是男人。 餐馆门口叼着烟谈生意的是男人。 打麻将最响的也是男人。 女人常常在后面。 厨房里。 收银台后面。 制衣厂里。 老人床边。 孩子学校门口。 或者凌晨五点，已经站在灶台前。 她们做的事太多，反而像什么都没做。 因为很多事情一旦长期由女人来做，别人就容易把它当成自然。 饭会自己熟。 孩子会自己长大。 老人会自己有人照顾。 家里缺的钱，也会莫名其妙补上。 可哪里有这么多自己。…
一年到头，总要过节
中国城一年四季，总有节。 有些节很大。 春节。 中秋。 端午。 有些节没那么热闹，却一样有人记得。 清明。 重阳。 元宵。 还有圣诞节、感恩节、美国独立日。 一个中国城，活久了以后，节日也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节。 美国的节。 宗教的节。 学校的节。 商会的节。 甚至一家店开张三十周年，也能算个节。 节一多，人就忙。 忙着买东西。 忙着吃。 忙着送礼。 忙着拍照。 忙着找人。 也忙着想家。…
中国城正在失去什么
中国城正在失去什么？ 这个问题，年轻人不一定会问。 老人会。 而且越老，越会问。 他们站在街角，看见一块新招牌挂上去。 看见一家旧店关门。 看见熟悉的老板不见了。 看见原来卖腊味的地方变成咖啡店。 原来卖报纸的地方变成手机店。 原来讲粤语的伙计，换成了只会英文的年轻人。 每一次变化都不算大。 可变化太多以后，人就会忽然发现： 自己认识的那个中国城，好像还在。 又好像已经不在了。 周伯最先注意到的是声音。 以前早上走进街里，听见的是粤语。 再后来，福建话越来越多。 普通话也越来越多。 现在，英语越来越多。 年轻人走路讲英语。 华人孩子跟父母吵架，也讲英语。 有些店的菜单，英文比中文大。 周伯有一次坐在公园里，听见两个华人年轻人聊天。 两个人长着中国脸。…
楼上楼下，谁的家
中国城最贵的，从来不只是吃饭。 是地方。 一间店。 一个床位。 一扇窗。 一块能放下餐桌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年轻时刚来纽约，最先学会的往往不是英语，也不是坐地铁。 是怎么找房。 哪里便宜。 哪里不查太多。 哪里能挤。 哪里能短租。 哪里虽然旧，但至少门能锁。 住几年以后，人又开始想： 能不能换个大一点的。 亮一点的。 干净一点的。 再后来，有了孩子，就想要学校好一点。 有老人，就想要楼层低一点。 赚到钱以后，又想买。 可真买了，很多人又搬出了中国城。 于是中国城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人人都说这里是家。 真正住在这里的人，却一代一代往外走。…
博物馆里没有无名之人
曼哈顿中国城有很多地方，进去以后会闻到味道。 餐馆有油烟味。 中药铺有药材味。 寺院有香火味。 杂货店有纸箱和塑料的味道。 博物馆不一样。 博物馆的味道很淡。 木头。 纸。 旧布。 还有空调吹过玻璃柜时，一种说不清的冷。 可人只要在那里站久一点，就会觉得里面其实很重。 因为那里装的是时间。 美国华人博物馆就在中国城边上。它最初并不是今天这样一个正式的博物馆，而是从一个很朴素的念头开始：一些人发现，老华人搬走、店铺关门、租约结束以后，很多东西正被当垃圾扔掉。于是他们去捡、去收、去问老人，把照片、店牌、衣物、账本和口述历史留下来。1980年，这个民间的“纽约中国城历史项目”由陈国维和黎重旺等人发起，后来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美国华人博物馆。([mocanyc.org][1]) 小雯第一次认真走进去，是带学生参观。 以前她来过。 小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 大学时也路过。 但那时总觉得，博物馆是给游客看的。 这一次不一样。 她带着十几个孩子，站在一只旧皮箱前面。 讲解员说： “很多早期华人，就是带着这样的东西来到美国。” 有个男孩马上问：…
一条街，百种中国味
中国城如果没有中餐馆，大概就不叫中国城了。 有人是先认识纽约，后来才认识中国城。 也有人恰恰相反。 他们刚从机场出来，英语还一句不会，行李箱还在手里，亲戚就先领他去吃一碗云吞面。 吃完以后告诉他： “这里就是唐人街。” 于是，一个人对于美国最初的印象，很可能不是自由女神，不是帝国大厦，也不是时代广场。 而是一只冒着热气的碗。 一张铺着塑料桌布的桌子。 一个伙计远远喊： “几位？” 还有一双筷子。 中国城的餐馆太多。 新的开。 旧的关。 四川的。 福建的。 上海的。 广东的。 台山的。 港式的。 还有已经说不清到底算中国菜还是美国中国菜的。 可有几家店，就像街角的一块老砖。 你不一定天天进去。…
一条街，两种乡音
中国城里，最容易听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有没有钱。 是他从哪里来。 有的人一句话没说完，别人已经知道。 广东人说话有广东人的腔。 福建人说话有福建人的味。 老一代更明显。 有些人一辈子普通话都说不好，却能在菜市场隔着十几米，凭一句乡音认出老乡。 “福州的？” “台山的？” “长乐？” “开平？” 一问出处，距离立刻就近了。 可近归近。 乡音有时候是桥。 有时候也是墙。 中国城最早的一批老华人，多数来自广东。 几十年前，街上的粤语比英语还常听见。 会馆是广东人的。 餐馆是广东人的。 杂货铺是广东人的。 老式茶楼、烧腊店、中药铺，许多也都是广东人撑起来的。 那时候，一个刚来的广东人，只要找得到同乡会，很多事情就有了着落。 住哪里。 做什么工。…
免费的东西最难拿
中国城里有很多“免费”。 免费体检。 免费报税咨询。 免费老人午餐。 免费英文课。 免费法律讲座。 免费口罩。 免费食品。 免费疫苗。 免费填写表格。 还有各种政府补助、社区项目、老人福利、低收入援助。 海报贴得到处都是。 红的。 蓝的。 中文。 英文。 有时候还有福建话和粤语说明。 乍一看，这里的人好像只要愿意伸手，什么都有人帮。 可真正走进去以后，才知道“免费”两个字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东西。 身份证明。 收入证明。 住址证明。 银行流水。 税表。…
香火、奉献与人心
中国城里，最不缺的是吃饭的地方。 其次，是拜神和祈祷的地方。 有人烧香。 有人合掌。 有人跪下。 有人唱诗。 也有人两边都去。 这并不奇怪。 中国人到了海外，很多事情都变得实际。 生病的时候去医院。 害怕的时候去寺院。 孤独的时候去教堂。 真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谁灵找谁。 胖师父所在的寺院不大。 夹在两栋老楼之间。 门脸不算气派。 上面挂着一块旧牌匾，红底金字。 香火却一直不错。 早上最多的是老人。 下午偶尔有做生意的。 晚上也会来几个年轻人。 有人求健康。 有人求身份。 有人求孩子考上好学校。…
一只纸箱里的太平洋
中国城很多生意，看上去很小。 一间店。 两排货架。 几个纸箱。 门口挂几把雨伞，里面堆着锅碗瓢盆、塑料拖鞋、红灯笼、竹筷、保温杯、针线、茶叶、香烛、手机壳、廉价玩具，还有一些连老板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总有人买的东西。 可这些小东西，越过了一个太平洋。 从广东、义乌、福建、浙江、深圳，装进纸箱，进仓库，上船，过海关，再一箱一箱来到纽约。 最后被中国城一个老太太拿起来问： “这个多少钱？” 店老板姓伍。 大家叫伍叔。 五十五岁。 广东台山人。 来纽约快三十年。 他的店叫“永发杂货”。 名字很旧。 招牌也旧。 “永发”两个字原来是金色，现在已经褪得有点发白。 旁边还有英文： WING FAT GENERAL STORE. 年轻人看见这个名字有时候会笑。…
麻将桌上的输赢
中国城有些店，白天门关着，晚上才热闹。 没有大招牌。 没有菜单。 也没有人站在门口招呼客人。 熟人自己知道怎么进。 上楼。 拐弯。 推门。 里面烟味、茶味、人声混在一起。 桌子不多。 麻将声却很响。 啪。 碰。 杠。 胡了。 有时候一晚上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大事。 只是四个人坐着。 一圈又一圈。 可有人输掉的是几十块。 有人输掉几百块。 也有人输掉的，不只是钱。 周伯偶尔也去。 但他一直说自己不赌。 “我就是玩。”…
红灯后面的门
中国城有些店，白天看着和别的店没有什么不同。 门不大。 招牌不响。 玻璃上贴着“按摩”“足疗”“推拿”“舒压”。 有人真的只是进去按肩膀。 有人腰疼。 有人落枕。 也有人进去，不只是为了这些。 街上的人都知道。 但大家不说。 因为这种事情，说得太明白，反而显得不懂规矩。 梅姐的店就在一条并不起眼的街上。 门口挂着一块红色的小灯牌。 白天灯不开。 晚上才亮。 梅姐一直说自己开的是正经按摩店。 这话不能说错。 店里确实有人会推拿。 也有人学过足疗。 有客人按完以后，肩膀真的会松很多。 可梅姐也知道，有些客人一进门，问的第一句话根本不是肩膀。 “有年轻一点的吗？” “有什么服务？” “做到几点？”…
钱从暗处流过
中国城白天最响的是锅铲、车笛、叫卖和麻将。 夜里最安静的，是钱。 钱不会喊。 也没有脚步。 可它流得比人快。 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 从纽约到福州。 从餐馆后厨到陌生人的账户。 从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变成千里之外一家人的房钱、药费、学费。 有些钱走银行。 有些钱不走。 在中国城，人人都知道有一些门，不挂招牌。 也都知道有一些人，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大家只说： “他有路。” 什么路？ 没人细问。 因为有时候，知道得少一点，日子反而好过一点。 阿辉第一次听见“老郭”这个名字，是在外卖店后面的储物间。 那天晚上，老蔡正在数钱。 他把当天工资的一部分塞进信封里，忽然问： “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多少？” 阿辉报了一个数。 老蔡点点头。…
没有身份的人
在中国城，有些人走在街上，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买菜，吃饭，上班，坐地铁，排队，看医生，给家里打电话。 他们也会笑，会骂老板，会抱怨房租太贵，会在冬天里缩着脖子走路。 可他们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悬着的。 因为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很多事情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做。 不能随便换工作。 不敢轻易报警。 不敢和老板吵。 病了先忍。 受伤也先忍。 遇到检查，会紧张。 看到警车，会下意识地低头。 有些人甚至连坐地铁时听见广播响得急一点，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 只是因为怕。 怕一切原本勉强维持的生活，突然断掉。 阿辉就是这样的人。 二十九岁。 福建人。 来纽约三年。 住在马国强前几天租出去的那间地下室里。 房间很小。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饭锅。…
夜色里的中国城
晚上七点以后，中国城换了一个样子。 白天那些装着菜、鱼、豆腐和干货的纸箱渐渐被收走，街边的水迹却还在。餐馆门口的人越来越多，红灯笼亮起来，玻璃窗里冒着白气，炒锅的火偶尔从厨房深处窜出来，一闪而过。 有人刚刚下班。 有人才开始上班。 有人准备吃饭。 有人还不知道今晚要睡在哪里。 游客最多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 他们喜欢夜里的中国城。 灯亮。 招牌亮。 食物香。 人多。 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 可游客看到的中国城，和住在这里的人看到的，从来不是一个地方。 莫太太的餐馆已经满座。 老梁站在厨房里，额头上全是汗。 “十三号桌催菜！” 外面有人喊。 老梁头也没抬。 “催什么催？锅就两个！” “还有八号桌的干炒牛河！” “知道了！” “六号桌说汤凉了！” 老梁终于抬头。…
午后的人情账
下午三点以后，中国城的光变得有些软。 太阳从楼缝里斜斜照下来，招牌的影子压在街面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游客还很多，餐馆也还没有到晚饭最忙的时候，于是街上出现了一种短暂的松动。 像一个人忙了一上午，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 华兴超市门口摆着一排纸箱。 青菜、葱、姜、蒜，挤在一起。 里面的空调开得很足，门口却永远站着人。 老板姓蔡。 四十九岁。 身材胖，动作却快。 他从早到晚都在店里，偶尔出来抽一根烟。 有人说做超市很赚钱。 蔡老板最怕听这句话。 谁一说，他就皱眉。 “赚钱？你来试试。” 水电。 人工。 房租。 损耗。 进货。 税。 还有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掉的冰柜。 一笔一笔，全是钱。 可他每天下午还是喜欢站在门口看看街。 像守着一块自己好不容易占住的地。…
公园里的人，街上的事
上午九点以后，哥伦布公园就不再属于清晨散步的人了。 老人们来了。 先是三三两两。 后来越来越多。 有人拎着折叠椅，有人拿着报纸，有人带着保温杯，也有人什么都不带，只把两只手背在身后，慢慢走进来。 公园边上的树已经有些年头了。 树荫下面摆着几张旧桌子。 桌面被风吹雨打得发白，有的边角已经裂开。 可这些桌子每天都有用。 有人下象棋。 有人打扑克。 有人打麻将。 也有人坐着看别人打。 看别人打，也是中国城老人生活的一部分。 周伯今天来得早，已经坐在那里喝了一杯茶。 老黄终于也来了。 他穿一件浅灰色夹克，裤脚有一点高，露出一截白袜子。 一过来，周伯就说： “昨晚是不是输了不敢来？” 老黄把保温杯往桌上一放。 “谁输了？” “你。” “谁说的？” “大家都说。”…
天还没亮，中国城已经醒了
天还没有亮透，中国城已经醒了。 凌晨四点五十七分，坚尼路上还挂着夜的颜色。高楼背后的天边只是稍稍发白，街灯却还亮着，橘黄色的光落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把昨夜留下的水迹照得一块亮、一块暗。 一辆送货车停在街边。 司机跳下来，拉开车门，里面一筐一筐的青菜、鱼、豆腐、纸箱、泡沫箱，挤得满满当当。有人用粤语喊，有人用福建话应，夹着两三句英语，谁也不觉得奇怪。 这就是中国城一天最早的声音。 铁门拉开的声音。 货车倒车的声音。 纸箱砸在地上的声音。 还有人在街角咳嗽。 没过多久，一个老太太从巴士站那边慢慢走过来。 她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婆。 至于她叫什么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过了这些年，也差不多忘了。 陈婆今年七十四岁，个子不高，背已经有些弯了。她穿一件旧的深蓝色外套，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帽子，手里拉着一辆两轮小车。 车里装着塑料袋、几把青菜、两盒鸡蛋、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干货，还有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 她每天差不多这个时候出来。 二十几年了。 有人说她以前在餐馆洗碗。 有人说她丈夫早死了。 也有人说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布鲁克林，一个去了新泽西，都不怎么回来。 这些话是真是假，没有人认真问过。 中国城的人知道别人很多事情，又往往不知道全部。 陈婆经过一个正在卸货的年轻人身边。 年轻人抬头看见她，说： “陈婆，这么早啊？”…
第七个人不能回头
镜子里的女孩在流血。 林漾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她甚至忘了呼吸。 镜子里的人明明和她长着同一张脸。 却不是现在的她。 更年轻。 十八岁。 头发更长。 脸也更瘦。 白色衬衫上全是血。 胸口。 手臂。 甚至脸侧。 最可怕的是—— 镜中的女孩没有看自己。 她在看林漾身后。 --- 林漾猛地转头。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床。 窗帘。 一盏暖黄色落地灯。 还有那个刚刚出现在酒店走廊里的男人。…
香气里的母亲
第一块玻璃碎裂的时候，老妇人没有动。 第二块碎裂的时候，她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二十五年了。” 她说。 “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死人。” 林若安猛地看向她。 “我母亲没死。” 老妇人抬眼。 那目光很复杂。 “我知道。” --- 顾恒已经把客厅的灯关了。 黑暗瞬间吞没整个庄园。 只有走廊尽头一盏老式壁灯还亮着。 罗萨里奥把窗帘全部拉上。 外面的车灯透过缝隙切进来，在地板上划出几道白线。 “至少十二个人。”顾恒低声说。 “你怎么知道？” “听车门。” 罗萨里奥已经从裙子下方抽出一把小手枪。 林若安看着她。 “你平时都这么赴晚宴？” “看跟谁吃饭。” ---…
塞维利亚的夜色
塞维利亚的黄昏来得比巴黎慢。 太阳像舍不得离开似的，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停了很久，把水面照得一片金红。桥上的行人拖着长长的影子，远处教堂的钟声隔着屋顶飘过来，混着橙花、烤肉、咖啡和旧石墙被晒热以后散发出来的气味。 林若安站在酒店阳台上，没有说话。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十几分钟。 桌上放着那只从巴黎带来的深蓝色香水瓶。 瓶子只有半掌高。 玻璃很厚。 里面的液体在夕阳下呈现一种几乎看不清的淡金色。 她没有再用它。 自从马德里那晚以后，她甚至不太愿意碰它。 可它就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一直跟着她。 巴黎。 马德里。 现在又到了塞维利亚。 仿佛不是她把它带来，而是它把她一路带到了这里。 --- 身后的门响了一下。 顾恒走进来。 他刚换过衣服。 白衬衣，袖口卷到手肘，深灰长裤，没有打领带。 从巴黎开始，他总是一副过分讲究的样子，可到了西班牙，人似乎松了一点。 头发没那么整齐。 衬衣领口也解开两颗。 偏偏是这种不那么正式的样子，反而更危险。…
母亲的反对
马小木的母亲第一次知道翁珊珊这个名字，是从他妹妹嘴里。 那天是周六。 马小木回家吃饭。 妹妹放假，也在家。 一家四口难得都坐在一张桌上。 母亲炖了排骨，炒了蒜苗鸡蛋，还特意给马小木盛了满满一碗饭。 吃到一半，妹妹忽然看见哥哥手上的蓝手套。 “哥，你什么时候买的这副手套？” 马小木低头看了一眼。 “别人送的。” 妹妹眼睛一下亮了。 “谁送的？” “同事。” “男同事女同事？” 马小木没搭理她。 妹妹更来劲。 “女的吧？” 父亲在旁边笑。 “吃你的饭。” 妹妹才不怕。 “我猜肯定是女的。” 马小木夹了一块排骨放她碗里。 “堵上你的嘴。” 妹妹笑得更厉害。…
一间房子的价钱
单位要分房的消息，是在雪停后的第三天传出来的。 一开始只是传言。 先是后勤科有人说，市里新建的一批职工宿舍年底前要交付，各单位可以按编制分到几个指标。 接着又有人说，名单已经报上去了。 再后来，连楼层、面积、朝向都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 机关里一下热闹起来。 原本没人关心后勤科那几个平时说话慢吞吞的人，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递烟、倒茶、笑着打听。 “老张，咱们单位到底几个指标？” “听说有两套？” “是不是按工龄？” “结婚的优先吧？” “没结婚的能不能申请？” 老张被问烦了，只说一句： “文件还没下来，问我也不知道。” 可越是不知道，大家越想知道。 马小木本来不太在意。 直到刘姐有一天吃午饭时说： “小马，你也该申请。” 他愣了一下。 “我？” “你怎么不能？” 老周在旁边笑了一声。 “他连婚都没结。” 刘姐说：…
第一次走进她家
马小木第一次正式去翁珊珊家，是在她父亲出院后的第三个星期天。 说是“正式”，其实这个词是翁珊珊后来用的。 在马小木看来，那天一开始不过是帮忙送点东西。 翁父腿上的石膏还没有拆，医生嘱咐少走动。机关里有同事托人买了几斤苹果、一包红糖，还有一只老母鸡，让翁珊珊带回去。 东西不少。 她一个人拿不动。 马小木自然就说： “我送你。” 翁珊珊看了他一眼。 “你确定？”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 “我妈在家。” “你妈在家怎么了？” “我爸也在。” “我知道。” “还有我姐。” 马小木开始觉得不对。 “你姐也在？” “嗯。” “姐夫呢？” “应该也在。” “还有别人吗？” 翁珊珊忍着笑。 “可能我姨妈下午也会过来。”…
远方与一盏灯
通知是在星期三下午下来的。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 冬日难得有那么亮的太阳，办公室南面的窗户被照得发白，窗台上的一盆吊兰也像忽然有了精神，叶子一根根向外伸着。 马小木正在整理一份外事材料。 处长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 “小马，你进来一下。” 语气和平常没什么不同。 可不知道为什么，马小木心里忽然跳了一下。 他放下笔，走进去。 处长没有马上说话。 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桌上。 “市里外事办公室准备从各单位抽调几个人，去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涉外培训。” 马小木看了一眼文件。 处长接着说： “主要是英语，国际事务，外事接待，还有一点经济方面的东西。” “哦。” “培训结束以后，表现好的，可能留下。” 马小木抬起头。 处长看着他。 “你不是一直想做外事工作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进了他心里某个很久没有碰过的地方。 是。 他想过。 而且不是一般地想过。…
有人等你回家
冬天真正来到这座城市，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马小木推着自行车走进机关大院时，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车棚顶上挂着几根细长的冰凌，太阳刚刚从办公楼后面爬起来，照在水泥地上，却没有多少暖意。 他的手冻得发红。 车把也是冷的。 可他一路骑过来的时候，心里却总觉得有一点什么东西是暖的。 昨天晚上，翁珊珊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其实电话里什么重要的话也没说。 她问： “你明天还骑车吗？” 他说： “骑啊。” “这么冷？” “冷也骑。” “为什么？” 马小木想了一下，笑着说： “因为自行车不会挤。” 翁珊珊在电话那头笑起来。 笑了一阵，又说： “那你戴手套。” 就这一句话。 他从昨天晚上一直记到今天早上。 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 女人随口说的一句话，他会偷偷在心里保存很久。 有时保存得比一封正式的情书还久。…
门外的人
门外很安静。 安静到林漾几乎怀疑，刚才那几句话只是自己喝多之后产生的幻觉。 可她右手无名指上的银戒指还在。 冰凉。 紧紧贴着皮肤。 内侧那个数字“7”，像一颗钉子。 苏棠站在门边，脸色比窗外的夜还冷。 “谁都别开门。” 唐梨终于忍不住。 “你至少告诉我们，外面到底是谁。” 苏棠没有回答。 “刚才你明明说，你认识他。” “我没说认识。” “可你知道他是谁。” “知道不等于认识。” 唐梨冷笑。 “你们这些人最喜欢玩文字游戏。” 程音忽然走到林漾身边。 “戒指摘下来。” 林漾低头。 “我试过。” “摘不掉？” “嗯。” 程音握住她的手。…
她们都在假装长大
林漾第一次发现，女人的秘密是有气味的。 有些像香水。 喷在锁骨，耳后，手腕内侧，走过之后还能在空气里停很久。 有些像酒。 刚入口的时候甜，咽下去之后才发现喉咙是辣的。 还有一些秘密没有味道。 它们藏在一句很普通的话里。 比如—— “今晚别回去了。” 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演唱会散场。 体育馆外面的人潮还没有完全退去。 女孩子们举着灯牌，抱着花束，脸上贴着亮晶晶的贴纸，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还在合唱刚才最后一首歌。 林漾站在人群边缘，耳朵还在嗡嗡响。 舞台上最后那束白光，似乎还停留在她视网膜里。 刚才歌手在台上唱： “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彼此不认识的大人……” 台下几万人跟着唱。 林漾也唱了。 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她忽然哭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明明才二十一岁。 距离所谓“大人”，好像还有很远。 可那一刻，她却忽然觉得自己已经丢掉了什么。 “你妆花了。”…
马德里的红裙与月光
离开巴黎后的第三天，他们到了马德里。 不是逃。 至少表面上不是。 银发男人最后并没有困住他们太久。那瓶名为“巴黎之后”的香水，也没有真正交到苏婉宁手里。双方像进行了一场极有礼貌的试探，各自说了一半真话，藏了一半秘密。 而西班牙，是那位银发男人给出的下一条线索。 一句很简单的话： “如果你想知道你母亲为什么离开巴黎，去马德里找一个叫Alejandro的人。” 于是他们来了。 马德里的空气与巴黎完全不同。 巴黎的美是克制的。 马德里的美却像烈酒。 太阳落下以后，街道仍热着，石墙还保存着白日的温度。广场上的人声一直到深夜也不肯散，酒吧门口站满年轻男女，红酒、火腿、橄榄与烤肉的香味混在一起。 苏婉宁站在酒店阳台。 下面是灯火通明的街。 远处传来吉他的声音。 林远舟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两杯酒。 “喝一点？” 她接过。 “这是什么？” “酒店送的。” “你现在还敢随便喝别人送的东西？” 林远舟一怔。 随即笑了。 “被巴黎教坏了。”…
塞纳河上的黑玫瑰
巴黎的雨，是从午夜以后落下来的。 起初不过几点，打在歌剧院后街的石板上，像女子指尖不经意敲过琴键；后来渐密，整条大道便浮起一层水光。出租车驶过，轮胎划开街灯的倒影，红色、金色、蓝色，一片片碎在雨里。 林远舟从餐厅出来时，苏婉宁正在门廊下等他。 她穿着一件黑色长风衣，里面仍是晚宴时那条暗红色长裙。裙摆只露出一点，恰像黑夜里藏着的一簇火。 她没有撑伞。 只是站在那里看雨。 林远舟走到她身边。 “想什么？” “想巴黎。” “巴黎有什么好想的？” 苏婉宁偏过脸。 “白天看起来像一座城市。” “晚上呢？” “像一个人。” “什么人？” 她想了想。 “一个很好看的骗子。” 林远舟笑了。 “那你还喜欢？” “越会骗人的东西，越容易让人喜欢。” 雨声里，两个人忽然都安静了。 白天他们还在奥赛博物馆为一幅画争论。 傍晚在蒙田大道试衣。 夜里又在一家藏在小巷深处的餐厅吃了整整三个小时。…
陌生人不能有名字
凌晨三点十二分。 林薇盯着手机上的那句话，足足看了半分钟。 **刚才演唱会地下通道里，是你回头看我的吗？** 她没有回复。 窗外的雨已经把整座城市洗成一团模糊的光。 高架桥上的车像一串被拉长的红色火焰，楼宇玻璃不断反射着远处的霓虹，偶尔有闪电在云层深处亮一下，却没有雷声。 顾玫站在她身旁。 没有催她。 也没有问第二遍。 这正是顾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她不像许妍那样八卦。 也不像周岚那样理性。 她只是看。 仿佛所有人的秘密，只要给她足够的时间，都会自己长出形状。 林薇终于把手机扣在窗台上。 “认错人了。” 顾玫笑了一下。 “你还没回，怎么知道？” “直觉。”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直觉？” “今晚。” “那就更麻烦了。” “为什么？” “女人四十岁以后突然相信直觉，通常不是因为直觉变准了。”…
演唱会之后
晚上七点四十分，体育馆里的灯突然全部熄灭。 三万人同时尖叫。 黑暗像一块巨大的幕布从穹顶落下来，把每个人白天的身份都遮住了。 公司副总裁不再是副总裁。 离过婚的女人不再是离过婚的女人。 有丈夫的人暂时忘记丈夫。 有孩子的人也暂时忘记明天早晨六点半还要起床准备早餐。 在黑暗里，人只剩下自己的身体。 还有那些平日不敢承认的欲望。 舞台中央突然亮起一道白光。 鼓点落下。 全场炸开。 林薇站在人群里，被身边几个女人一起拉着跳起来。 她已经四十一岁。 但今晚，她穿了一条二十三岁时才会穿的银色短裙。 裙摆很短。 外面罩一件黑色皮衣。 头发重新剪成齐肩，染了极淡的栗色。 嘴唇是酒红。 耳朵上挂着夸张的金属圆环。 她出门前在镜子里看了自己整整三分钟。 然后忽然笑了。 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年轻。 而是因为她突然明白，四十一岁的女人其实比二十三岁时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穿。…
巴黎夜未央
巴黎的秋天，有时候像一个太会打扮的女人。 清晨下过一点雨，中午太阳出来，到了傍晚，整座城便像刚换了一件衣服。街边栗树的叶子泛着金黄，塞纳河水被晚霞染成淡铜色，咖啡馆的玻璃窗里已经点起灯。 林侃和朱婷敏从加尼叶歌剧院出来的时候，天正好暗下来。 她今天穿一件黑色收腰大衣，里面是浅金色长裙，脚上一双细跟短靴。巴黎的女人很多漂亮，但朱婷敏走在人群里仍然很显眼。 不是因为她穿得最贵。 而是她知道怎么走路。 那种步子，不急，不慢，身体自然舒展，像音乐从肩头流到脚踝。 林侃看了她一路。 她终于忍不住。 “你今天为什么老看我？” “因为你今天比较像这里的人。” “昨天不像？” “昨天像来旅游的。” “那今天呢？” “像来骗巴黎的。” 朱婷敏笑了。 “骗什么？” “骗它相信你比它漂亮。” “嘴越来越坏。” “那你还听。” “因为偶尔好听。” 他们刚看完歌剧院内部。 金色大厅、巨大吊灯、红丝绒座椅、穹顶画，朱婷敏一路都在感叹。 “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方不适合普通人？”…
山水之间
机关决定组织秋游，是在匿名信风波过去一个多星期以后。 那几天，办公室里表面已经恢复平静。 该开会的开会，该盖章的盖章，该送文件的送文件。贺副主任依旧温和，小郑依旧勤快，陈姐也仍旧每天端着那只掉了瓷的茶缸。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可翁珊珊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 谁看她的目光停得久一点，她都会察觉。 谁在她经过时忽然停下话头，她也会听见。 机关里最难受的，不是别人明着说你什么。 而是每个人都不说。 每个人又好像都知道一点。 所以当工会通知周六去郊外秋游时，大家竟都很高兴。 “总算能出去透口气了。” 陈姐第一个说。 老周主任也难得笑道： “出去以后不谈工作。” 小郑立刻接话： “那谈什么？” 陈姐看他一眼。 “谈你什么时候结婚。” 办公室里一下笑起来。 小郑也不恼。 “那也得有人愿意。” 陈姐意味深长地往翁珊珊那边看了一眼。 翁珊珊正低头装文件。…
机关春秋
入秋以后，机关大院里的梧桐叶一日黄过一日。 清晨七点半，办公楼还没有完全醒来，院子里却已经有人骑着自行车进出。门房老秦把报纸一摞摞分好，茶炉上的水咕嘟作响，楼道里偶尔传来皮鞋与水磨石地面相碰的脆声。 马小木来得早。 他刚把车停进棚里，就看见翁珊珊站在不远处。 她今天穿一件浅灰蓝色外套，手里抱着几份文件，正在跟财务科的小郑说话。小郑是个年轻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讲话时总喜欢略微往前凑。 “珊珊，昨天那份报表我已经帮你改好了。” “谢谢。” “中午一起吃饭？” 翁珊珊还没回答，马小木已经走过去。 “早。” 她抬头。 眼睛一下亮了。 “你这么早？” “正好路过。” 小郑看了看两人，笑得意味深长。 “你们最近好像经常‘正好’。” 翁珊珊脸微微一红。 马小木却很自然。 “机关就这么大。” 小郑点点头。 “也是。” 可那语气里，分明有一点不服。 三个人一起进楼。 这座楼看起来规规矩矩。…
游戏室的美少女
章晓卉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爱好。 打电子游戏。 而且打得不坏。 音乐学院里认识她的人，大多以为她除了拉琴，就是练琴；除了上课，就是回家。她平日安静，衣着也不张扬，说话常常带着一点笑，怎么看都不像会在半夜坐在网吧里，戴着耳机，对着屏幕杀得兴起的人。 可章晓卉偏偏喜欢。 她说，练琴太讲规矩。 一个音错了，就是错了。 节拍慢半拍，也是错了。 可游戏不一样。 游戏里有时候走错一步，反而能活。 这天晚上，她从琴房出来以后，没有回家。 手机里有顾长风发来的短信： **今晚别乱跑。** 章晓卉看了一眼。 直接回： **请问顾先生，“乱跑”的法律定义是什么？** 半分钟后。 顾长风回复： **你去的地方，都算。** 章晓卉站在路边笑了。 她想了想，又回： **那我不告诉你。** 然后关机。 这是她最近刚学会的一点小小反抗。…
白色风衣 红色的连衣裙
那时的巴黎，还没有后来那么冷。 至少在林侃的记忆里不是。 他们相识后的第三个星期，天气忽然放晴。傍晚时分，塞纳河上浮着一层淡金色的光，桥下的水缓缓流着，风从河面吹来，带着初秋的凉意，也带着街边咖啡馆和香水店混在一起的气味。 朱婷敏穿了一件新买的米白色风衣。 腰带系得很细。 里面是黑色长裙。 她从地铁口出来的时候，林侃一眼便看见了她。 他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你看什么？” 她走到他面前。 “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今天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林侃想了想。 “像巴黎人了。” 朱婷敏笑起来。 “那以前像什么？” “中国游客。” “讨厌。” 她伸手打了他一下。 很轻。 林侃却顺势抓住了她的手。 动作发生得太自然。…
巴黎的香水
林侃为逃离一段破碎的五年爱情，只身来到巴黎，却在熟悉的街道、旧公寓和香水气味中，再次被朱婷敏的记忆吞没。原以为她已随富商远赴英国，不料一瓶旧香水、一张警告字条和一通神秘电话，却揭开她离奇失踪的真相。爱情、金钱、背叛与谎言彼此纠缠，林侃渐渐发现：最伤人的也许不是她的离开，而是那个他从未真正认识过的女人。
邂逅巴黎橱窗
巴黎下着一场很薄的雨。 不是瓢泼，也不是阴沉，只是细细密密地落着，像有人从很高的地方撒下一层看不见的灰。街灯亮起来以后，石板路便有了水光，咖啡馆的玻璃窗里浮着暖黄的人影，街角女人的高跟鞋敲过路面，清脆得像一句句不肯停下来的旧话。 林侃拖着一只不大的旅行箱，从地铁口出来。 风里有面包、雨水、旧石墙，还有一丝极淡的香水味。 他忽然停住。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 那香味很熟。 前调微甜，后来慢慢变冷，像夏夜里一朵开到最盛时忽然被雨打湿的花。 朱婷敏用过。 用了很多年。 林侃站在街边，没有动。 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去，轮胎压过积水，溅起一层细碎的白光。 他忽然觉得可笑。 自己买机票来巴黎，不就是为了忘掉她吗？ 怎么才落地两个小时，她就又回来了。 而且不是作为一个人。 是作为一条街、一扇橱窗、一阵风里残留的气味、一块他曾经陪她走过无数次的石板路。 他抬头。 对面那家香水店竟还在。 五年前，朱婷敏第一次拉着他进去时，还只是个喜欢在试香纸上写日期的小姑娘。 “以后闻到这个味道，就要想起我。” 她当时笑着说。 林侃靠在柜台边。 “万一以后不喜欢你了呢？”…
少女的年轮
音乐学院女生章晓卉，本以为青春只是琴声、课堂与寻常雨夜，却不知自己早已卷入一场暗战。暗中保护她的顾长风，曾是军中高手，如今身在黑道；而一把父亲留下的旧小提琴，竟牵出洗钱、间谍、失踪案与尘封多年的秘密。当最亲近的人也可能身份成谜，章晓卉才发现，少女成长的每一道年轮，都藏着命运刻下的伤痕与真相。
午夜音乐
初秋的城，雨下得细而长。 音乐学院坐落在旧城区北边，几幢灰白色教学楼被梧桐树环抱着。下午四点以后，天色便慢慢暗下来，树叶被雨水洗得发亮，一阵风过，湿漉漉地贴在石阶上。 章晓卉从琴房出来时，已经快六点了。 她怀里抱着那把旧小提琴。 琴盒是深褐色的，边角磨得发白，锁扣也不新。别人都说，这种琴盒配不上她。她年轻，漂亮，身材修长而匀称，一张脸像刚从雨后花枝间探出来，白净，却不娇弱。她走路的时候喜欢微微低头，仿佛时时在听什么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 同班女生林茵撑着伞追上来。 “晓卉，你今晚还去排练？” “不去了。” “那正好，我们去南街吃面。” 章晓卉笑了笑。 “下次吧，我妈让我早点回去。” 林茵撇嘴。 “你总是这样。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章晓卉没有反驳。 她只是低头看了一眼琴盒。 雨丝落在黑伞边沿，一滴一滴滑下来。 就在学院大门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梧桐树下。 车灯没开。 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 后排，却坐着顾长风。 他三十八岁，身材高大，眉骨很深。年轻时候在军中练过散打，也学过擒拿。后来一次冲突中失手伤了一个有背景的人，对方家里不肯善罢甘休。官司打下来，他坐了两年牢。 两年以后，他从里面出来。 原来的路已经断了。 旧战友不敢见他，单位不要他，家里也早已散了。…
爱情是我家
外语大学毕业的马小木，怀着青春的意气走进政府机关，开始人生第一份翻译工作。上班第一天，他在秋日清凉的单车棚里遇见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办公室秘书翁珊珊。一个眼神，一声车铃，两颗年轻的心便在尚未开口时悄然靠近。此后，他们在文件、走廊、车棚和下班的街道间一次次“偶遇”。同事的玩笑、无意泼洒的墨水、黄昏里的糖炒栗子，以及一句句欲言又止的话，让最初含蓄的心动逐渐变成温暖而真切的爱情。然而，当爱情从悸动走向现实，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工作、家庭、选择与命运的考验。《爱情是我家》写的是一段青春初恋，也写两个人如何在漫长岁月里明白：真正的归宿，不一定是一座房子，而是那个让你愿意回去的人。
办公室的故事
“原来是你。” 翁珊珊这一句话说出口，自己先怔住了。 综合办公室里原本正有人翻文件，有人伏案写材料，也有人捧着茶杯闲谈。她这四个字落下来，竟比寻常招呼多出几分意味，像一粒小石子，轻轻投入水中，旁人未必看得见什么，水底却已经一圈一圈漾开了。 主任最先笑了。 “怎么，你们已经认识了？” “没有。” 翁珊珊答得太快。 快得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可疑。 旁边一个年长些的女同事抬起头，笑着看她：“没认识就‘原来是你’？小翁，这话倒新鲜。” 办公室里顿时笑起来。 翁珊珊脸上一热，低下头去整理桌上的文件，口中轻声辩解：“早晨在车棚见过。” “哦——” 众人故意把这一声拖得很长。 马小木站在门边，也笑了。 他没有解释。 年轻人的聪明，有时候就在于懂得什么时候不说话。 翁珊珊越发窘迫，只得把一叠文件抱起来，装作很忙似的往柜子那边走。她走得急了些，裙角轻轻擦过桌边，险些碰落一只茶杯。 有人笑道：“小翁今天怎么毛手毛脚的？” “哪有。” 她背对众人，声音细细的。 那一点羞意，藏也藏不住。 马小木忽然觉得，这姑娘比清晨树影里的样子更好看了。 不是因为眉眼。 而是因为她会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