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日记

宣传队成立以后，曾经开过几次会，讨论新年演出的节目。范怀德，这里大家都叫他二德子，说他可以朗诵毛主席未发表过的诗词。既然未发表过，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记得他说的诗里有两句是：猪圈岂生千里马，温室难养万年松。这两句有啥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门神对”嘛！这种对句在经典诗词里本来是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但如果真是毛主席没有发表过的诗词，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郭兰香则坚持要成立评剧团，说本地人最爱听评戏，很多人对《夺印》《箭杆河边》甚至《向阳商店》都赞不绝口，可以随口就唱出来。可惜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唱了。我说，这算什么老戏呀！真正的老戏是马派的《群英會》、《借东风》、《失空斩》，或者是程派的《锁麟囊》、《武家坡》等等。我自己就非常喜爱京剧，还会拉胡琴。可惜文革以后，这些经典剧目都禁演了。

我决定以过去听过的那些评剧现代戏为摹本，自己写一个独幕剧剧本，名字就叫《向阳花开》。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为了向那首著名的乡村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致敬。这首歌是该剧的主旋律，其歌词主要是这样的：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社员都是藤上的花
花儿连着藤
藤上开着花
藤儿越壮花越红
花儿越红瓜越大

人民公社的设想，大概来源于巴黎公社。现在看来，无疑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它本身是一个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讲究的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和公有制。在经济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1975年的时候，正如日中天。但从那以后，就逐渐衰败，直至八十年代以后被彻底取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虽然题目是歌颂人民公社的，但剧情却是写一个知识青年如何移风易俗反潮流，倒插门给贫下中农当上门女婿的故事。故事很简单，马秀兰是一家贫农的独生女，已经到了嫁人的年纪。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不离开父母，所以就不得不需要招一个上门女婿。在乡下这被叫作“倒插门”。在旧社会，因为要自称“小子无能，随妻改姓”的，因此上门女婿的地位极低。但现在新社会了，需要移风易俗，就变成了新风尚，需要大力提倡。比如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拍的电影《老井》，其中由张艺谋饰演的男主角孙旺泉就是一个上门女婿。但这种倒插门的实践，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认可和流行。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在此不赘。

一个月后，我根据公社所要求的移风易俗的指示，特别是陈伟华下嫁贫下中农的事迹，把这个歌颂知识青年倒插门当上门女婿的剧本写出来了。剧情很简单，村姑马秀兰是独生女，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招了一个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李京生，当了上门女婿。倒插门在当时的农村应该算是反潮流的新生事物，再加上政府一直在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因此该剧应该具有双重的教育意义。

但我们在挑选女主角时大费周章。

如果光从长相来讲，小玲演这个马秀兰正好。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浓眉大眼，性感泼辣，在劳动上又是一把好手，本来无疑是第一人选。但问题是她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因为只要是一上了台，小玲就会带出一点风尘女子的做派来。毕竟是当过圈子的人，走路带相，搔首弄姿翘屁股，让她成为性格演员，饰演一个通情达理秀外慧中的村姑，难度还是太大了。

而雪霏与小玲正相反，长得杏眼桃腮，唇红齿白，再加上身材高挑，又带着一点书卷气，如果不说话，没人能看出她是乡下姑娘。本来这些都不适合演村姑，但由于我们是唱戏，所有的外形差异都可以通过化妆来解决。再加上雪霏悟性好，可塑性强，嗓子也嘹亮，通过调教，完全可以达到角色的要求。因此我力争让余雪霏当女主角。

范怀德提出反对。他说雪霏连团员都不是，家庭出身也不好，父亲是学生右派，五七年反右时被下放，是村里的黑五类。雪霏的娘又是地主的女儿。这样的家庭在村里没啥地位，只是因为村里的文盲太多，上面派的公办老师又总想往山外跑，所以才让雪霏当了个只挣八个工分的民办小学教员。但这已经是政府最大限度的给出路政策了。如果再让她当女主角，那你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们脸往哪搁？他建议由兰香来出演马秀兰。

本来兰香是天生的马秀兰，可惜她天生一副破锣嗓子，一开口说话就像个小伙子，因此还得了个“假小子”的外号。评剧演出是要靠一副好嗓子并通过大段的唱腔来展现女主角的人物性格的，所以后来争来争去，由我一锤定音，确定就由雪霏出演女一号。

那出戏还有两个配角，就是秀兰的父母，就分别由范怀德和郭兰香演了。这对他们并非难事，只靠本色出演就足够，至少看外形就已经惟妙惟肖了。因为他们同时又都是团支部委员，后来有关本村青年的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在排练节目的间歇里讨论解决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团支部同时又是个宣传队，排练节目的同时又是在过组织生活，也没有什么大错。

这个戏要在1976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1月30日-2月4日）正式演出，现在只剩下60天了。在此期间，我除了挑选演员，加配乐队伴奏，白天还必须上工。赵书记看我幸苦，就说可以给我放几天假用来搞创作。可我当时志向高远，认为体力劳动不光能刺激我的写作灵感，还有助于我近距离观察演员和训练乐队，所以就连一天的“创作假”都没有休过。30年以后我到国外当了大学教授，每教书三年就有半年的“创作假”。可我在这些带薪的假期中，反倒写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