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日记

看了雪霏的日记，我又想到了与扎根有关的几件事，觉得需要特别补充一下。

这个有关知青倒插门当上门女婿的剧本，确实是我受了陈伟华下嫁贫下中农的真人真事启发后才写出来的。陈伟华比我差不多大十岁，是和晓雨等人一起的最早一批下乡的知青。当时陈云已经靠边站了，正在低调地蜇伏，所以陈伟华就打好了主意，为了避祸并給父亲长脸，她必须一心一意地在农村安心务农。有一次在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我还和她偶然相遇。聊起来，才知道我们原来还是中学的校友。对于她下嫁农民的事，我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佩服。可她的回答却让我忍俊不禁: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扎根农村干革命，也要讲究个劳逸结合嘛！

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是啊，咱们整天起早贪黑地修理地球实在是太枯燥了，和贫下中农谈个恋爱，才能保证咱们一定能扎根农村一辈子呀。

此事似乎可以证明，我们当初下乡，确实是准备真的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所以和贫下中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成了最基本的要求。不少知青，包括我自己，很快就被太阳晒得黢黑，还学会了抽烟喝酒，盘腿上炕，看上去和当地人差不多了。在我当初写那部戏的时候，“扎根农村干革命”，不仅曾经是响彻云霄的时髦口号，而且还是很大一部分知青包括我自己的真实想法。那时几乎每个公社都有几个明确表示要扎根农村的标兵，比如陈伟华，否则她也就不会堂而皇之地嫁给了一位农民了。而我，虽然并没有像她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誓扎根，但在农村呆一辈子的思想准备还是有的。

可是后来，特别是经历过几次青黄不接的断粮之后，几乎所有的知青对扎根农村这个口号都发生了动摇。有一次在公社，我见到了一个从城里来农村招工的干部，他告诉我所谓扎根农村，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后每年都会从农村招人返城，没有人会真的在农村呆一辈子的。有一位县级领导，曾经用扎根农村的名义，把自己的儿子树为典型。不过还不到一年，这位典型就被提了干，到公社做了团委书记，吃上了商品粮。而这个团委书记，也只是在任上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京上大学去了。而且从此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在三级干部会上见到了这位管知青的县委领导，就委婉地向他提出了有关扎根的困扰。他对我说，这其实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不提出扎根的口号，就不会有人在农村好好地干活，而招工提干上大学，又是对这些脚踏实地的优秀知青的一种奖励。这些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似是而非。别人不说，就说他儿子，我就从没见过他好好地在地里干过一天活。他最后能上大学，无非是以权谋私走后门罢了。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在农村的知青，包括一些过去言之凿凿地说过要扎根的，又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用各种方法，包括开假证明、装病甚至不惜自残也要返城的各种表演。别人不说，乔三就是用一把菜刀，砍掉了自己的小拇指，才以伤残为理由，办了回城手续的。而小玲，却是因为参加三抢夜战，被崩断的打谷机的皮带击中头部，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靠山屯了。当然，这些都是在我离开此地上大学以后的事了。如果没有我这次的旧地重游，这些事就会像每日清晨盘桓在半山腰里的浓雾似的，一旦太阳出来以后，就事如春梦了无痕了，不会有任何人还会记得的。

有关上山下乡是“青春无悔”还是“浪费生命”，曾经在知青中有过激烈的争论。当然对于这段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必要一定要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全世界都在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上山下乡，却的的确确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独有的史无前例的一场群众运动。

多年以后，我到了国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人人打破头都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堂也是食堂；人人拼了命都要逃出的地方，不是地狱也是监狱”。从此对知青当时大规模地要求返城，甚至不惜卧轨绝食也要离开的行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当然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