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天下如棋

延熹三年春，洛阳城里的槐树尚未吐叶，五侯府前的车马已经排到了街口。

梁冀伏诛不过半年，京师许多人还记得那场突如其来的宫廷变故。那一日，司隶校尉率兵包围大将军府，诏使持节收取印绶，往日威震天下的梁氏一门顷刻败亡。洛阳百姓曾经奔走相告，有人甚至在酒肆里多饮了几杯，庆贺朝廷终于除去权臣。

如今大将军府的朱门久闭，府中珍宝田园被官府没收，昔日宾客四散。然而城中另几处府第，却比梁氏兴盛时还要热闹。

单超受封新丰侯，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也都得到显爵。五人因协助桓帝除去梁冀而立下大功，朝廷给予丰厚赏赐，连他们的亲族也逐渐受到重用。起初人们称颂五侯忠勇，后来便有许多官员携带礼物登门，或请求举荐，或打听诏令，甚至有地方郡守把本该呈送朝廷的珍贵器物，先送往五侯亲族的宅第。

这一年春天，一名从河东来到洛阳的县令，便在单超府门前等了整整两个时辰。

他年近五十，做官多年，政绩并不特别突出，却很懂得与上司相处。这次入京，是为了谋求一个更加富庶的郡县职位。临行以前，他已经准备好几匹细绢与一对玉器，原本想请熟识的尚书郎替自己说话，后来听说真正能在宫中发声的人已不是那些普通官员，便改了主意。

府门前的守吏见他衣冠整齐，便问所为何来。

县令递上名帖，陪笑道：“久闻新丰侯辅佐圣上，功在社稷，下官特来问候。”

守吏看过名帖，没有立即通报。

“今日求见的人多，先候着吧。”

县令连声答应。

他站在寒风里，看着前面几位来客被陆续引入，心里渐渐着急。一名年轻官员从旁经过，见他手中捧着礼盒，便低声问：“使君从河东来？”

县令点头。

“是。”

“何必在这里久候？尚书台正在考核地方官吏，使君既有政绩，自可按制度申请调任。”

县令望着这个不知世故的年轻人，笑了笑。

“你刚到洛阳吧？”

“正是。”

“那往后便明白了。”

他没有再解释。

年轻官员站在原地，看着府门前不断增加的车马，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听过的梁氏旧事。那时候许多官员也是如此，先往大将军府请托，再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

如今梁冀已经死了。

可是这条道路并没有随之消失。

它只是通向了另一座府第。

单超并不是一个生来便想掌握朝廷的人。

他年轻时入宫侍奉，谨慎小心，知道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生死。梁冀专权时，他曾因不肯完全依附梁氏而受到猜忌，后来与唐衡等人密谋，冒着被诛灭的危险帮助桓帝夺回权力。

那时他确实痛恨梁冀的骄横。

也真心希望皇帝能够摆脱外戚控制。

然而一个人从长期受人轻视的地位突然获得显赫尊荣，往往很难立即学会怎样使用新得的权力。

过去单超出入宫门，须向地位更高的官员行礼；如今百官见他，许多人反而主动俯身问候。过去他若替一位亲族谋求小小差事，也须担心触犯禁令；如今只须随口向尚书台某人提起，事情便可能得到照顾。

这种变化最初使他感到不安。

后来渐渐变得习惯。

一天，一名旧识前来拜见，请他替河东一位太守说几句好话。那人奉上一份考绩记录，又将数件礼物悄悄放在案旁。

单超皱眉。

“既有考绩，何必又送这些？”

来人笑道：“侯爷如今尊贵，故人一点心意，哪里值得推辞？”

单超看了看礼物，没有立即命人退还。

来人见状，便继续说道：“那位太守治郡多年，确有才干。若朝廷能够稍加提拔，也不是坏事。”

单超沉默片刻。

“我只替你向有关官员问一问，能不能任用，还须看朝廷。”

来人连声称谢。

事情似乎十分寻常。

单超没有下令违法任官，也没有公开索取财物，只是答应替一个被认为有才能的人传递意见。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微小的便利，使越来越多人发现，绕过正常制度，通过宫中近侍获取机会，往往更加容易。

而单超也渐渐难以分辨，哪些人真正值得举荐，哪些人不过因为送来了礼物，才使自己觉得他们颇有才能。

数月之后，他病情加重。

桓帝念其拥立之功，遣使探望，又给予格外优厚的恩典。单超在病中听见皇帝问候，心里仍然十分感激。他并没有忘记当年君臣秘密盟誓、共同决定除去梁冀的那个下午。

只是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亲族与宾客已经开始凭借这份恩宠，要求越来越多的回报。

单超去世以后，皇帝给予隆重葬礼，其余四侯的权势并未因此衰减。

反倒因为少了一位尚能顾念旧日危险的人，许多事情越来越没有约束。

徐璜的府第位于洛阳城东。

那座宅院近年经过扩建，楼阁相连，墙垣高大，车马出入时常须由仆从提前清理道路。府中陈设金玉，庭院养着珍禽，连犬马的饰物也极为精美。远近亲族听说徐氏显贵，纷纷来到洛阳，或请求任官，或借钱置田，或托人收养子嗣，以便将来能够继承爵位与财产。

徐璜起初颇为烦恼。

他早年入宫，亲族并不多，许多人甚至多年不曾往来，如今忽然个个自称故旧，使他一时分不清谁是真心亲近，谁只是看中自己手中的权力。

后来一名亲信劝道：“侯爷如今富贵，族人自然来依靠。若连自家人都不照顾，外人岂不觉得侯爷薄情？”

徐璜听了，觉得有理。

于是徐氏子弟陆续得到官职，宾客也渐渐掌握地方事务。

其中一人名叫徐宣，是徐璜的兄子。

徐宣年轻时便性情暴虐，喜欢以家门权势欺压旁人。后来出任下邳令，更是将地方官署看作自己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的地方。当地人畏惧徐氏在宫中的势力，遇见不公，多半忍气吞声，不敢申诉。

下邳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主人李暠曾经担任汝南太守，家风严谨，颇受乡里尊敬。他有一位女儿，年纪尚轻，容貌清秀，自幼受过良好教养，已经与邻郡一户士人家庭议婚。

徐宣听闻其美貌，竟遣人求娶。

李暠知道徐宣性情，断然拒绝。

来人不快地说道：“徐令君与中常侍徐侯同宗，李公难道连这点情面也不给？”

李暠放下茶碗。

“婚姻是两家终身之事，不能因为官爵便强行决定。小女已有婚约，恕不能从命。”

使者回去禀报，徐宣勃然大怒。

“一个退居乡里的老官，竟敢如此轻慢我？”

有人劝他另择女子，何必为了婚姻与地方名族结怨。徐宣却觉得，若自己连一个乡里女子也不能得到，往后还有谁真正畏惧徐氏？

他终于带领吏卒来到李家，强行将女子带走。

李家老少惊惶失措，李暠奔到门前阻拦，却被军士推开。女儿哭喊着不肯上车，徐宣却不加理会，径直将人送入县寺。

随后发生的事情，使整个下邳为之震动。

徐宣竟以残酷方式虐杀了这名无辜女子，并将遗体埋于县寺之内。

消息传出，百姓无不愤怒。

有人偷偷哭祭，有人在市集里低声咒骂徐氏，也有人劝李家不必再申诉，免得全族遭祸。李暠年老，骤遭这样的打击，几乎不能起身，然而他仍命家人保存有关证据，向上级官署提出控诉。

他不相信，一个县令可以因为宫中有人庇护，便任意杀害百姓而不受刑罚。

可是朝廷究竟肯不肯替他主持公道，他心里并没有把握。

东海相黄浮听见此案，立即命人调查。

黄浮出身官宦，性情刚毅，熟悉地方刑律。他早已听闻徐宣借宦官势力侵扰吏民，过去因证据不足，尚未能正式追究，如今李氏女子惨遭杀害，案件事实严重，他终于决定亲自处理。

几名属吏却极力劝阻。

“大人，徐宣是徐侯兄子。若贸然逮捕，恐怕朝中有人问罪。”

黄浮看着他们。

“他杀了人，难道只因有个做中常侍的叔父，便不能收捕？”

一名年长掾史说道：“依法自然应当收捕。只是徐侯如今深得陛下信任，若他入宫申诉，大人恐怕也难保官职。”

黄浮沉默片刻。

他知道属吏并非故意畏惧。

这些人多年在地方做官，见过权贵亲族如何借势逃避法律，也见过敢于追究的人最后被反诬获罪。黄浮自己并非没有家人，若因此遭到处罚，妻儿也将受到影响。

然而他更清楚，若连这样的案件也不敢处理，下邳百姓往后便再不可能相信官府。

“我做东海相，”他缓缓说道，“不是替徐家看守田宅的。”

属吏低下头。

黄浮命人收捕徐宣，并依法审理。

案件证据逐渐清楚，徐宣的罪行无法辩解。黄浮不顾左右劝阻，最终将其处死，公开示众。

下邳百姓听闻，许多人奔走相告。

李暠家人得到消息时，先是难以置信，随后相拥痛哭。那个年轻女子已经无法回来，可至少有人肯承认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也肯依法追究凶手。

然而黄浮的命运并未因此安稳。

徐璜得知兄子被处死，立即向桓帝申诉，称黄浮擅杀县令，罪当严究。桓帝本就感念五侯昔日功劳，听见徐璜诉说，心中渐渐生出不满，认为地方官竟不顾朝廷尊严，径自诛杀显贵亲族。

黄浮因此获罪，被髡钳，输作右校。

消息传出，东海郡中许多官吏惊愕不已。

一个依法惩治杀人凶手的地方长官，最终竟因得罪凶手的亲族而遭到处罚。

有人称赞黄浮刚直，有人担心往后再无人敢这样做，也有人觉得他做事过于急切，若肯事先向朝廷反复奏报，或许可以避免祸患。

这些议论各有理由。

然而无论怎样争论，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徐宣杀人的罪行，与黄浮是否得罪徐璜，本不应混为一谈。

当朝廷的赏罚逐渐依赖皇帝对近臣的感情，法令便开始失去原本应有的公正。

延熹四年春，洛阳太学迎来了更多来自各州郡的士人。

汉朝经学发展已久，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士人之间往来密切，师生、故旧与同乡关系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纽带。年轻人来到京师，除了读书求仕，也常在酒肆、书铺与客舍中议论官员政绩、地方风俗和朝廷得失。

黄浮的事情很快传到太学。

几名士人聚在书舍中，围着一张矮案，争论地方官是否有权在未得中央最终批准前处置显贵县令。

一个来自汝南的青年说道：“黄浮虽然为民除害，却也须照着朝廷程序办事。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公正为由擅自动刑，岂不也会造成混乱？”

坐在对面的杜宣摇头。

“此案已经查明，徐宣暴虐杀人，县令身份难道便是免死符？若黄浮只是因为没有先向徐侯请示便受处罚，那以后谁还敢依法审案？”

两人争论许久。

旁边一位年长士人终于说道：“诸位不必只争黄浮该不该杀徐宣。真正应当问的，是朝廷为何不能建立一种办法，使地方官不必先担心权贵报复，便能依法追究有罪之人。”

这番话使众人渐渐安静下来。

年轻人原本喜欢把事情分成忠与奸、贤与不肖，觉得只要找到几位敢于直言的名臣，便可以改变天下。然而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事情，使他们慢慢发现，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两个恶人便能解释。

梁冀虽然死了，新的权贵却仍然出现。

徐宣因宦官亲族身份而骄横，黄浮因依法处置又遭处罚。这说明朝廷并非完全没有刑律，而是掌握刑律的人常常受到私人关系影响。

于是士人之间开始更加频繁地讨论官员品行。

谁敢于直言，谁善于断狱，谁能够约束豪强，谁又只会奉承权贵，渐渐成为太学中反复谈论的话题。

这种议论最初发生在读书人之间。

后来逐渐传到州郡，成为一种能够影响官员名声的力量。

人们称之为清议。

清议并非始于这一年。

东汉开国以来，士人便重视经学、德行与乡里名望。察举制度尤其倚重地方评价，一个人是否孝顺、廉洁、正直，往往关系能否被推荐入仕。名声因此成为士人的重要财富，也使地方社会逐渐形成一套评价官员与人物的方式。

如今外戚与宦官权势渐盛，许多年轻士人不再满足于只讨论某个人是否孝廉，而开始公开评价整个朝廷。

其中受到格外推重的，有陈蕃、李膺等人。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年轻时便有整顿天下的抱负。他做官以后，敢于弹劾贪吏，也不肯轻易向权贵屈从。其性情严正，有时讲话过于直率，使同僚难堪，却也因此得到许多士人的尊敬。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官宦家庭，曾任地方长官，亦有边疆任职经历。他容貌端肃，举止沉稳，平日对宾客与门生要求严格，不喜欢那些只凭文章华丽便自诩有才的人。

二人性情并不完全相同。

陈蕃遇见不平之事，常立即发言，语气锋利；李膺则更加注重官府程序与实际行动，判断一件案件以后，往往不愿再因权贵求情而轻易退让。

然而在许多年轻士人心里，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已经日渐稀少的官场品格。

不畏权贵。

这年秋天，一名年轻太学生来到李膺府前，希望得到接见。

他出身普通士人家庭，读书多年，曾听师傅反复称颂李膺名节，因此十分向往。可李府并不随意接待求名之人，守门人见他没有正式举荐，便劝他回去。

青年不肯离开。

他站在门前，直到日暮，见李膺从官署归来，连忙上前行礼。

“学生久闻李公高义，特来求教。”

李膺停住脚步。

“你从何处来？”

青年答了籍贯，又说出自己读过的经书。

李膺听完，忽然问：“你为何想见我？”

青年一怔。

“因为天下士人都称赞李公。”

李膺望着他。

“别人称赞我，你便觉得我值得见？”

青年脸色微红。

李膺继续问：“若明日有人说我不好，你又当如何？”

青年沉默片刻。

“学生愿亲自分辨。”

李膺这才点头。

“既愿分辨，便先把自己的书读明白。世上称颂容易，真正知道一个人做过什么，却不容易。”

青年俯身称是。

李膺没有再说，转身入府。

那青年虽未得到长久接见，却已十分高兴。回到太学以后，他将这件事情告诉同窗，众人纷纷羡慕。

有人笑道：“能够见李元礼一面，几乎比得官还难。”

另一人说道：“我听人说，受李公接纳，便如鱼跃龙门。”

众人笑起来。

这类说法渐渐流传，李膺的名声愈加显赫。

然而李膺本人对此并非全无忧虑。

他知道士人重视清名，原本可以约束官吏，使不法者有所畏惧；可若名声本身变成新的权势，人们又可能只顾结交名士、争取赞扬，而忽略真正的学问与德行。

他不愿看见士人变成另一种只求门路的人。

只是这种变化一旦形成，便很难由任何一个人完全控制。

延熹五年，西北军务再次成为朝廷争论的焦点。

羌人各部反复，边郡驻军多年疲惫，军粮运输不断耗费国家财力。朝廷任用皇甫规等熟悉边地的将领主持军务，希望通过用兵与安抚相结合，使局势逐渐安定。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熟悉羌胡风俗，性情严毅，不愿轻易奉承权贵。他在西北整顿军纪，查处不法官吏，又努力区分愿意归附的部众与坚持反叛者，逐渐取得成效。

然而军事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他摆脱朝廷中枢的压力。

有人暗示他，应当向五侯表示谢意。

皇甫规问：“谢什么？”

来人笑道：“将军能够受命统兵，自然有朝廷恩典。如今五侯深得陛下信任，若将军遣人稍致问候，往后军务也更加顺利。”

皇甫规望着他。

“朝廷命我平定边患，我已奉诏尽职。若说感恩，自当向皇帝与国家负责。”

来人听了，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

“将军何必这样固执？”

皇甫规没有再说。

他并非不懂京师规矩，也知道五侯势力日盛，许多官员都希望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然而边疆将士正在艰苦征战，地方百姓因军粮征发承担沉重负担，自己若把主要心思放在向权贵奉礼上，便觉得有愧于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人。

不久，皇甫规遭到指控，被召回问罪，最终被判输作左校。

消息传出，京师士人纷纷为之不平。

太学中一些学生认为，皇甫规平定边患有功，却因不肯结交宦官而遭到处罚，实在有失公允。张凤等三百余名太学生联名上书，甚至前往宫门申诉，请求朝廷重新审查。

那日清晨，宫门外聚集了许多年轻士人。

他们穿着各色旧衣，手持奏章，有人从颍川来，有人来自汝南、南阳、弘农与陈留。许多人原本互不相识，却因同一件事情站在一起。

一名年长官员望见这番情景，心里十分震动。

过去朝廷中的争论，多发生在公卿之间。如今这些尚未入仕的年轻人，竟也开始公开表达对国家赏罚的看法。

有人觉得这是士风振起。

也有人担忧，若读书人动辄聚众干预朝政，将来可能形成难以控制的政治集团。

两种看法都在朝中逐渐流传。

而此时的桓帝，已经开始注意到这股不断增长的力量。

皇帝坐在章德殿中，听尚书报告太学生申诉之事。

刘志皱眉。

“不过一个皇甫规，竟使数百学生聚在宫门前？”

尚书答道：“太学生认为其有军功，不应因私人嫌隙受罚，故联名陈情。”

刘志沉默片刻。

他知道皇甫规确曾为边疆事务尽力，也知道五侯亲族与宾客近来颇受非议。可是太学生如此大规模地聚集申诉，仍使他感到一种新的不安。

从前梁冀专权时，他最希望有人敢于说出真相，使朝廷不再由大将军一人控制。如今权力回到皇帝手中，士人的公开议论却渐渐不再只针对外戚，也开始质疑皇帝亲自作出的决定。

这使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受到另一种约束。

“这些人尚未做官，”刘志说道，“便日日谈论朝政。将来若都入仕，岂不是人人都要教朕怎样做皇帝？”

一名年长臣子俯身答道：“陛下，士人读经求学，本就以修身治国为志。若有公议，可择其可用者听之；若有妄言，再依事处分。”

刘志望向他。

“卿以为太学生此次所言有理？”

“臣以为，皇甫规之罪，应当与其军功分开查核。若有违法，自当处罚；若只是因未能取悦权贵而遭诬陷，便不合朝廷用人之道。”

刘志沉默许久。

他没有立即发怒。

这些年来，他逐渐学会处理不同意见，也知道不能把所有批评都视为不忠。然而在五侯与士人之间，他始终难以找到令自己完全满意的平衡。

五侯曾冒死帮助他除去梁冀。

士人则希望朝廷不再因为亲近关系而破坏法令。

这两种要求并非必然矛盾，却在实际政治中越来越难以同时满足。

最终，朝廷对皇甫规予以赦免。

太学生的申诉获得了一定回应，士林因此更加相信，公开清议并非全无作用。

然而那些依靠近侍求官的人，也开始对太学议论感到不安。

在他们看来，读书人彼此称颂，动辄联名上书，迟早会形成一种能够与宫中权力抗衡的力量。

这种力量究竟应当受到尊重，还是应当受到限制，已经渐渐成为朝廷无法回避的问题。

延熹六年秋，陈蕃从外郡入京，经过太学附近时，遇见几名青年士人。

他们听说陈蕃到来，纷纷上前行礼，请教官吏任用与朝廷弊政。陈蕃原本赶着赴官署，见众人诚恳，便停下来谈了片刻。

一名青年问：“陈公，如今五侯得势，士人多受压抑。是否只要除去宦官，朝廷便能清明？”

陈蕃望着他。

“你为何这样问？”

青年答道：“梁冀昔日专权，天下受苦；后来桓帝除去梁冀，五侯却又骄横。学生以为，只要这些权贵不再干预朝政，贤臣便可以按法度办事。”

陈蕃听了，沉默片刻。

“宦官若违法，自当追究。外戚若违法，也当如此。可是你说只要除去某一类人，天下便能清明，恐怕过于简单。”

青年有些意外。

陈蕃继续说道：“朝廷之弊，不只在于某些人的身份。若一个士人今日因反对权贵而得名，明日自己做了官，却又倚仗门生故旧排挤异己，岂不是仍在走同样的路？”

几名年轻人低头思索。

陈蕃望着他们，语气缓和下来。

“你们肯关心天下，是好事。只是议论别人容易，真正掌握权力以后还能约束自己，才是最难的。”

他没有再多说，便告辞离去。

几名青年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各有所想。

有人更加敬重陈蕃，觉得他不仅敢于批评权贵，也愿意提醒士人自身的不足；也有人认为这些话过于谨慎，既然朝廷弊病明显，就应当更加激烈地争取改变。

清议之中，渐渐出现不同的声音。

有人强调名节，有人重视制度，有人希望通过举荐贤能渐渐改善朝政，也有人主张必须先除去掌握权力的宦官集团。

他们并非始终意见一致。

只是面对五侯亲族越来越明显的骄横，彼此之间的共同忧虑，逐渐超过了原有分歧。

洛阳城南，许氏书铺已经传到第四代人手里。

许温去世以后，儿子许承继续经营纸帛，后来又把部分事务交给自己的儿子许简。许简年近三十，自幼读书，既熟悉商贾经营，也喜爱与太学生往来。家中保存着冯氏几代人的旧账册，从建武初年的田亩记录一直延续到桓帝延熹年间，已经装满数只木匣。

这一日，许简听见太学生议论黄浮、皇甫规与李膺，便忍不住加入。

一名年轻士人说道：“如今洛阳有这样多愿意直言的人，往后朝廷或许真有希望。”

许简笑道：“有希望自然好，只是你们日日称颂贤人，若真到了郡县做官，能不能认真核查一户人家的田界？”

青年不解。

“这与朝廷清议有什么关系？”

许简从案上取出一份田契。

“这是一户农人托我誊抄的旧契。县中有豪强想把他家田地并入庄园，双方争执几年，官吏迟迟不肯断案。你们若有一日做了县令，能不能在不看豪强脸色的情况下，把地重新丈量清楚？”

青年沉默片刻。

“自然应当。”

“那若豪强是你师傅的故旧呢？”

青年抬起头。

许简继续说道：“若他又曾经资助你读书，替你向太守举荐，你还肯照着证据办么？”

年轻人的脸渐渐红了。

他原本以为，天下弊病主要来自宦官与外戚，士人只要能够团结起来，便可以恢复清明。如今听许简这样问，忽然发现自己将来也可能面对同样困难的选择。

旁边一名年长士人笑道：“许家经营纸帛，倒也喜欢谈论朝政。”

许简答道：“我不过怕做买卖的人，将来连自己写好的契约也保不住。”

众人笑起来。

笑过以后，年轻人仍然记着那份田契。

他知道，自己读过许多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文章，却尚未真正面对过需要损害私人情分才能维护公正的事情。

清议可以使人得到声望。

但声望是否足以支撑一个人在艰难时作出正确选择，终究要等到真正遇见事情，才能知道。

延熹七年，洛阳太学中的名士声望越来越高。

李膺、陈蕃等人的名字，渐渐成为年轻士人衡量朝臣品行的重要标尺。有人称李膺为天下模楷，赞陈蕃不畏强御，又推重王畅等人的清正。士人之间相互通信，讨论州郡官员的善恶，甚至有些尚未入仕的年轻人，因得到名士称赞，便立即在乡里声望大增。

这种变化使许多官员感到复杂。

原本察举制度就重视乡里名望，如今清议渐盛，能够影响一个人名声的，不再只是地方父老与上司，也包括那些在太学、书舍与士人圈子里拥有影响力的人。

一名年轻官吏被人称为清廉，便可能得到更多举荐。

另一个官吏若与五侯亲族过从甚密，即使尚无明确罪证，也可能遭到士人批评。

这种议论有时能够约束权贵。

有时却也可能因为传闻不实，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李膺对此十分清楚。

一天，他在府中接见几名年轻士人，听他们谈论一位地方太守贪婪，便问是否有具体证据。

一名青年答道：“天下士人都这样说。”

李膺摇头。

“天下人说，也未必便是真的。”

青年一怔。

“可那太守与宦官亲族往来密切。”

“往来密切，不等于每一项指控都成立。”

李膺望着众人，缓缓说道：“清议若要使朝廷有所畏惧，便更不能轻易诬人。今日你们因为讨厌宦官，便把所有与宦官相识的人都说成奸邪，明日别人也可以因为讨厌你们，把所有读书议政的人都说成结党。”

众人沉默。

李膺继续说道：“我等既要官吏依律办事，自己说话也须有所根据。否则不过是换了一种办法争夺名声与权力。”

几名年轻士人俯身称是。

李膺没有再多说。

他知道这些人心怀热忱，也知道热忱若缺少审慎，很容易使原本正当的批评变成彼此攻击。

然而随着清议不断扩大，他个人的谨慎已经不足以完全约束所有追随者。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官员分为清流与浊流，把是否亲近名士当作判断品行的重要依据。

朝廷中的权力争夺，也因此渐渐从宫廷与官署，延伸到整个士人社会。

延熹八年冬，洛阳下了大雪。

宫城的屋瓦覆着厚厚白雪，长乐宫与北宫之间的道路每日都有人清扫。桓帝刘志已经年过三十，梁冀伏诛多年，朝廷再没有像从前那样由一位大将军公开决定所有事务，然而五侯与其他中常侍亲族却渐渐形成新的权力网络。

刘志不是完全没有察觉。

他曾经亲手与单超等人盟誓，知道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的忠诚；也亲眼看见他们受封以后，亲族宾客迅速增多，地方官吏又开始通过内廷门路谋求升迁。

一日朝会，陈蕃上奏，提及近侍家族干预地方官吏、侵扰百姓的事情，请求朝廷依照法令查处。

刘志听罢，沉默许久。

“卿以为，五侯昔日功劳应当如何评价？”

陈蕃答道：“功劳自应记载，赏赐也应依制给予。”

“那为何又要追究他们？”

陈蕃望着皇帝。

“臣所论者，是今日有无违法，并非否定昔日功劳。若一个人因为曾经忠于陛下，便可以永远不受法令约束，往后人人都只求一次立功，再凭此终身免罪。”

殿中顿时安静下来。

刘志没有立即反驳。

这番话使他想起多年前梁冀受封时的情景。那时候朝臣也常常称颂大将军辅立新君的功劳，仿佛只要梁氏曾经维护过宗庙，便可以在往后任何事情上得到优待。

如今五侯的功劳同样真实。

问题在于，桓帝是否愿意让那些曾经冒死帮助自己的人接受与普通官吏一样的审查。

他望着陈蕃，缓缓说道：“朕知道卿的意思。只是此事关系重大，须仔细查核，不可因士人议论便草率处罚。”

陈蕃俯身答道：“臣正愿查核。”

刘志没有继续。

他命尚书台收下奏章，随后结束朝会。

陈蕃走出宫门时，雪已经停了。

几位同僚前来问候，有人称赞他敢言，也有人劝他不必过于急切。陈蕃听着，心里并没有多少轻松。

他知道皇帝并非完全不懂道理。

真正困难的，是皇帝仍然舍不得放下对近侍的私人信任。

而这些近侍如今已经不是简单的宫中仆从。

他们有封侯的爵位，有田园财产，有亲族宾客，也有遍布州郡的官员关系。若要真正查核违法之事，便必须触动一个日益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比当年公开弹劾梁冀，未必容易多少。

这一年的岁末，许简整理家族旧账。

从冯禾到冯延、冯慎，再到阿禾、许温与许承，几代人的生活已经跨越一个多世纪。早年记载多是田亩、租谷、耕牛与婚嫁，后来添上朝廷更替、地方灾荒和官吏任用，再到如今，纸帛生意与太学士人往来的事情也渐渐增多。

许简翻到建武初年的记录，见曾祖辈所记几亩田地与数斗粟米，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当年一家人为了活下去，尚且要计算春耕能不能留下足够种子；如今家中虽然算不得富豪，却有书铺、有田产，也有数代人积累的文字与学问。

他知道，这一切并非完全靠个人勤劳而来。

光武以后百余年的统一与秩序，使普通人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社会中积累财富；官府制度虽有许多弊病，却仍然提供了户籍、田契与市场交易的基本保障。

因此他比许多年轻士人更清楚，朝廷即使有严重缺陷，也不能轻易把一切制度都当成无用之物。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些破坏制度、使普通人无法依凭法令保护自己的权势。

那日夜里，他在账册中添上几行：

“延熹年间，五侯亲族渐盛，士人清议亦起。陈蕃、李膺等负重名，太学诸生多宗之。朝中议论渐分，公私交错，未见定局。”

写完以后，他停笔沉思。

窗外冬雪未融，街上传来几声犬吠。书铺里的年轻伙计已经睡下，家中炉火还在，妻子坐在一旁缝补孩子的冬衣。

她见丈夫久久不动，便问：“又在想朝廷的事？”

许简笑道：“不过把今年听见的事情记下来。”

妻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倒关心天下。明日铺子里还有几笔账没收齐，可别忘了。”

许简答应，起身将账册收好。

他知道妻子说得不错。

天下再大，一家人的日子总还须有人认真照顾。读书人可以谈论仁义，官员可以争论制度，若连自己答应付给伙计的工钱也不能按时付清，许多漂亮道理便难以令人信服。

他回到案前，将书铺明日须结的几笔账重新记下。

窗外更鼓渐响，洛阳渐渐沉入夜色。

延熹九年的春天尚未到来，李膺已经开始察觉一种令人不安的变化。

近来有些与宦官往来密切的人，对太学清议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士人自相标榜，彼此称颂，借舆论攻击朝廷官员，已经形成能够影响政治任用的私人集团。

这种指责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利用的事实。

士人确实互相往来，也确实依靠师生与同乡关系建立联系；部分年轻人又喜欢给名士加上各种称号，甚至有人以能够获得李膺接见为荣。这些行为一旦被敌对者重新解释，便很容易成为所谓结党营私的证据。

李膺知道其中危险。

一日，他与陈蕃在洛阳相见，谈起太学诸生近来的议论。

陈蕃说道：“士人关心朝政，本是好事。只是近来有人只凭几句传闻，便断定官员清浊，恐怕会使真正的公议失去分量。”

李膺点头。

“我也有此忧。如今许多人来求见，并非为了讨论政事，只盼得到一句称赞，便可以回乡夸耀。”

陈蕃笑了笑。

“你名望太高，自然有人如此。”

李膺摇头。

“名望若只使人更加愿意听真话，倒也罢了。若使一个人说什么都有人称是，便与那些权贵又有什么不同？”

陈蕃听了，沉默片刻。

“元礼，你我如今最该担心的，恐怕还不是这些。”

“是什么？”

“朝中有人已经开始把士人之间的正常往来，说成有意危害国家的朋党。若有一天，他们找到一个借口，恐怕会借题发挥，牵连许多人。”

李膺望着他。

“你以为会到那个地步？”

陈蕃没有立即回答。

窗外春寒未退，庭中的梅花尚留着几朵残红。远处宫城高大的屋脊隐约可见，朝廷仍然按时举行朝会，百官依制度呈送奏章，洛阳太学中的年轻人也依旧日日读书。

一切似乎没有明显变化。

然而两人都已经察觉，朝廷的争论正在从具体官吏的过失，渐渐转向对整个士人群体的怀疑。

过去张纲弹劾梁冀，是一位御史指控一个权臣。

如今陈蕃、李膺等人受到士林推重，却使一些宦官觉得，自己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几名敢言的大臣，而是一个遍布天下、能够彼此声援的士人集团。

这种怀疑一旦形成，便很容易把正常的批评也视作敌意。

李膺缓缓说道：“若真有那一日，也只能依事而论。我们不能因为怕人说结党，便不再与同道往来；也不能因为自认正直，便把所有反对者都当成奸邪。”

陈蕃点头。

两人又谈起朝政与地方民情，直到日暮才分别。

李膺送陈蕃到门边，见他登车以后，仍在阶前站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那些关于忠臣受谤的史事。那时候觉得古人或许因为性情过于刚烈，才与权臣无法相容。如今自己身处朝廷，才渐渐知道，一个人即使谨慎、守法、不愿结党，也未必能够阻止别人替他编造罪名。

而真正危险的时候，往往并不需要所有人都相信那些指控。

只须掌握权力的人愿意相信，便已经足够。

洛阳宫中，桓帝刘志正在读一份奏章。

奏章谈及太学生交游广泛、士人私相标榜的问题，言辞颇为激烈，甚至暗示某些名士已在地方形成不受朝廷约束的私人势力。

刘志看完，眉头渐渐皱起。

他曾经痛恨梁冀专权，如今也并非完全信任五侯亲族。可是这些年清议渐盛，太学生常常公开评论朝廷人物，甚至对皇帝本人的任用也颇多批评，使他渐渐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另一种挑战。

一名近侍站在旁边，见他神情不悦，便低声说道：“陛下，士人自相称颂，往往为了谋取名声。他们口称忠义，未必人人真心为国家。”

刘志没有立即回答。

他知道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

士人中确有一些人追求虚名，也有人借师生关系谋求官职。可是这并不能证明陈蕃、李膺等人所有批评都是出于私心。

他抬头问道：“若有人真有才德，又因为批评朝政而受到诬告，朕该怎么办？”

近侍低头答道：“自然应当查明。”

“那若他们确实互相往来，又怎样判断是朋友还是朋党？”

近侍沉默片刻。

“须看他们究竟有没有危害朝廷之心。”

刘志望着案上的奏章，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过去梁冀掌权，自己只须想办法夺回皇权；如今真正由自己主持朝政，却发现许多相互矛盾的意见都要求皇帝作出裁断。

他既希望有忠直大臣，又不愿士人形成能够挑战皇权的势力；既想感谢昔日帮助自己的宦官，又不能完全忽视他们亲族的违法行为。

这些矛盾长期积累，渐渐使他对所有人的动机都生出怀疑。

他把奏章放到一旁，没有立即下令。

窗外北宫的春风刚刚吹起，远处洛阳城中的树木仍然萧疏。太学里年轻的读书人正在议论公卿贤否，五侯府中则有人忙着整理新的请托名籍，陈蕃与李膺继续处理各自的官署事务。

一个王朝的政治冲突，正在从几个权臣的荣辱，逐渐变成不同权力群体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对立。

而那些本来只是为了读书求仕、希望将来能够有所作为的年轻人，也将在不久以后发现，自己的一封书信、一次聚会，甚至一句称赞某位名士的话，都可能被重新解释成危害朝廷的证据。

这时的洛阳仍然繁华。

太学讲堂中书声不绝，南市商贾往来如常，洛水沿着城墙缓缓东流，北邙山上的陵寝依旧沉默。普通人家的日子继续前行，农人播种，工匠修屋，妇人织布，孩子在街巷里嬉戏，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座都城的生活。

然而一场将使天下士人长期蒙受禁锢的政治风暴，已经在这片繁华之中悄悄积聚。

它并非起于某一篇文章，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位宦官的怨恨。

更深的缘由，是皇帝、近侍与士人之间，已经越来越难以相信彼此能够在同一套法度之下共处。

五侯希望保住所得的尊荣，士人希望维护官吏的名节与法度，皇帝则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能挑战自己的权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可当这些理由彼此冲突，又没有足够稳固的制度使争端得到公正解决时，权力便往往会选择最省事、也最危险的办法。

把不同意见的人，先说成敌人。

北宫的更鼓缓缓响起。

刘志合上奏章，命人明日再议。

远处太学的灯火仍然明亮，年轻士人们尚在夜读。他们不知道，自己所珍惜的文章、友情与名声，不久以后竟可能成为被人追捕的理由。

洛阳的春天即将来临。

风却已经从宫墙深处吹起。

（第二十八章《清议风起》完）

史实说明：本章以延熹三年至八年（公元160—165年）为主要背景，涉及五侯及其亲族势力扩张、徐宣杀害李暠之女而被东海相黄浮依法处死、黄浮反遭处罚，以及皇甫规受诬、太学生上书申诉等史事。相关记载见《后汉书·宦者列传》《皇甫规传》。士人清议的发展及其与党锢之祸的关系，参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与有关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