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风雅

太平兴国初年的汴梁，已经越来越不像沈崇文刚来时的那座城。州桥还在，汴河上的船也仍旧一日不停，可街面明显更挤，书肆更多，外地口音也更多。每逢春闱前后，州桥、相国寺一带尤其热闹，客店里住满从各州府赶来的举子，纸墨铺生意大涨，连清晖书肆门口都常有人一大早排着问书。有人找经书，有人找策论，也有人临考前忽然觉得自己的诗赋还缺几篇范本，急得仿佛多看一本，便能多中一层。

沈崇文起初只把这当成一门生意。后来沈知白慢慢长大，他才发现科举这件事已经不只是别人家的热闹。

沈知白八岁那年，唐素娘第一次认真提出要不要给孩子请个先生。那天清晖书肆刚关门，沈崇文正在后院理一批旧书，听见这话，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却没有马上回答。唐素娘见他不说话，便继续道：“他认字已经不少，总不能只在铺里跟你学。”

“跟我学怎么了？”

“你会教吗？”

这一问倒把沈崇文问住了。他当然认字，也能写，还能教孩子读几篇浅近文章，可真正的读书人该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考试，他并不懂。自己小时候连吃饱饭都难，哪里有过完整求学的经历。想了半晌，他只说：“再看看吧。”

唐素娘一听就知道他不是没想过，而是舍不得钱，于是干脆道：“先生的钱我来算。”

“你算也得我出。”

“铺子的钱不就是家里的钱？”

沈崇文被她堵得没话，只好第二天开始四处打听。问了一圈才知道，真正有名的先生贵得吓人，最后还是替书肆抄书的许生介绍了一位姓杜的老先生。杜先生五十上下，乡试、礼部试都考过，始终没能再往上，却学问扎实，也肯教孩子。

杜先生第一次来清晖书肆时，没有先看沈知白，反倒站在书架前看了许久，问沈崇文：“这些书你都看过？”

“没有。”

“那你怎么卖？”

“大概知道是什么。”

“自己不读？”

“没时间。”

杜先生点了点头，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教儿子？”

沈崇文皱眉：“读书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比前一个更难。是认字，是会算账，是能看契书，还是一直读到科举做官？沈崇文一时答不上来。杜先生见他犹豫，也不逼，只道：“先教几年，再看孩子自己。”

沈知白本人却比所有大人都平静。第一次坐到先生面前，他只问了一句：“每天读多久？”

杜先生看了看他：“看你能坐多久。”

沈知白点点头：“那可以。”

这回答让唐素娘暗地里笑了半天，晚上还对丈夫说：“像你。”

沈崇文问：“哪里像？”

“都不爱说废话。”

从那以后，清晖书肆后院多了一张小书案。早晨读书，午后帮店里分书，晚上再复习。沈知白算不上天才，却坐得住，也记得牢。最让杜先生满意的是，他遇到不懂的地方真的会问，不会为了怕丢脸而装懂。

只是读了两年之后，问题也慢慢来了。

有一天，一个常来买书的客人看见沈知白正在背书，随口问：“小郎君以后也考进士？”

沈知白抬头：“为什么？”

客人笑道：“读书不就是为了这个？”

这句话他记住了。晚上吃饭时，他忽然问父亲：“进士是什么？”

沈崇文先看了唐素娘一眼，才解释道：“考中了，可以做官。”

“做官做什么？”

“管事。”

“像衙门里那些人？”

“差不多。”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官？”

沈崇文又被问住了。一个孩子的问题，有时比大人的道理更难回答。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也不一定要。”

沈知白点了点头，仿佛只是把一件事情问清楚。可从那天起，科举这两个字便真正进了他心里。

几个月后，礼部考试临近，汴梁城里一下多了许多举子。清晖书肆也随之忙起来，很多人一来就是半日，翻书、抄录、互相争论。有人志气极高，开口便谈治国平天下；也有人连住客店的钱都快没了，还舍不得回乡。沈知白第一次认真看这些人，渐渐发现所谓“读书人”并不是一种人。有的傲慢，有的谦和，有的穷得连纸都舍不得买，有的带着仆人、箱笼和整套笔砚；也有人考了很多年，已经三十多岁，脸上尽是疲惫，仍然不肯放弃。

一天傍晚，一个姓梁的举子来买书，挑了很久，最后只买一本二手经义册。结账时钱不够，还差五文。

沈崇文说：“下次给。”

那举子脸有些红：“我明日便要入场。”

“那回来再给。”

“若我不中呢？”

沈崇文看了他一眼：“不中也可以回来。”

梁举子愣了一下，随后笑道：“沈掌柜，你倒会安慰人。”

“我不是安慰。”

他确实不是安慰。不中也得吃饭，也得活。几日后放榜，那人果然没中，却真的又来了，把五文钱补上，还多买了一本书。沈知白站在旁边看着，忍不住问：“你还考吗？”

梁举子笑得有些苦：“考。”

“为什么？”

这问题太直，沈崇文本想拦，梁举子却摆摆手，自己想了很久才说：“因为我已经考了这么多年。等你大一点就知道，有些路走久了，不是不想停，是不知道停下以后去哪。”

沈知白没有完全听懂，却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科举对于东京人来说，就像城中一扇人人看得见的门。有人终于进去，也有更多人年复一年站在门外。清晖书肆恰好在这扇门附近，看着一批批人来，又一批批人走。有人中了，换了衣裳，骑马宴饮；有人落榜，卷起行李，沉默返乡。许多人的命运，就在一张榜上忽然拐了方向。

顾妙音也越来越常来书肆。

她如今已经能认不少字。顾婉娘没有让她只学乐，因为自己这些年越来越清楚，不识字的人在契约、谱子、账目面前有多吃亏。于是顾妙音白天学曲，晚上也认字，只是她不爱抄经，也不爱背长篇文章，最喜欢看的还是词，因为词能唱。

有一次她来清晖书肆找字书，看见沈知白正在抄一篇策论，便问：“这个好玩吗？”

“不好玩。”

“那你为什么抄？”

“先生让的。”

顾妙音一下笑起来：“那你还说读书好。”

沈知白抬头看她：“我什么时候说过好？”

她想了想，好像真没说过，只好坐到另一边翻自己的字书。两个人一时各做各的事，过了一会儿，顾妙音又问：“你以后要做官吗？”

“可能。”

“为什么？”

“大家都问我。”

顾妙音笑得更厉害：“他们问，你就做？”

沈知白看她一眼：“那你以后一直唱曲？”

“可能。”

“为什么？”

“我会。”

“你也是因为会。”

这一下，轮到顾妙音没话说了。两个孩子第一次发现，大人替他们准备好的路，其实未必就是他们自己真正选的路。

后来杜先生也去过云韶坊。不是为了听曲，而是顾婉娘请他看看顾妙音的功课。杜先生起初有些迟疑，毕竟乐坊女子学字，在许多人眼里并不算正经求学，可真见到顾妙音以后，他很快便改了态度。这孩子耳朵好，记性也好，只是坐不住；让她背十遍文章，她烦，若把句子配进曲里，两遍便能记住。

回去以后，杜先生对沈崇文说：“这姑娘若是男孩，倒适合读书。”

沈崇文听后皱眉：“为什么女孩子就不适合？”

杜先生一怔，大概没想到一个书商会这样问，只好解释：“不是不适合，是没地方用。”

沈崇文没有继续争，可这句话在心里留下了一点不舒服。读书如果只是为了做官，那么女人当然“没地方用”；可若读书只是为了明白纸上写什么，为了不让别人替自己解释契约和账目，为了知道别人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女人便不该学？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觉得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下一代未必会照单全收。

那年秋天，朝廷又有新榜。东京城照旧一片议论，有人中了以后骑马过街，亲友宴请，门前挤满人；也有人收拾包袱，沉默地回乡。沈知白站在书肆门口看了很久，顾妙音正好来拿谱册，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见那群新科士人。

“就是他们？”

“嗯。”

“考中了就这样？”

“差不多。”

顾妙音看了一会儿，忽然道：“看起来也没什么不一样。”

沈知白笑了笑：“本来就还是人。”

这句话被沈崇文听见，他没有出声。到了晚上，他和唐素娘第一次认真谈起儿子的将来。

唐素娘问：“你想让他考吗？”

沈崇文想了很久，才说：“想。”

“为什么？”

“总觉得他可以。”

“那铺子呢？”

“还有宜娘。”

唐素娘笑起来：“你让女儿接铺？”

“为什么不行？”

她看了丈夫一眼，半真半假道：“你近来是不是跟顾娘子她们来往多了，想法都变了。”

沈崇文自己也笑：“可能。”

笑过以后，他又沉默片刻，才道：“不过知白若不想考，也不能逼。”

唐素娘点头：“那你现在别替他想太多。孩子还小，先让他长大。”

她比丈夫想得简单。可大人总是这样，孩子刚会写几个字，便忍不住替他想二十年后的路。

云韶坊里，顾婉娘也有类似的烦恼。顾妙音越来越喜欢看词，客人拿来新写的曲词，她常常抢着看；有时一个字不认识，便记着，第二天去问。顾婉娘看在眼里，一半高兴，一半又有点怕。她怕这孩子以后读得多了，会开始嫌乐坊低，也怕她懂得越多，越能看清自己身份受限的地方。

一天晚上，她终于问：“妙音，你以后想做什么？”

顾妙音正在调琴，头也没抬：“唱。”

“就唱？”

“还想写。”

“写什么？”

“词。”

顾婉娘笑起来：“你以为词那么好写？”

“不会可以学。”

“跟谁学？”

顾妙音想了想：“沈知白会不会？”

顾婉娘这回笑得更厉害：“他才多大。”

顾妙音却不服：“那以后呢？”

顾婉娘没有答。她忽然觉得，这两个孩子的路也许真的比她们这一代宽一点，不是因为世道已经完全变好，而是因为他们从小身边就有书，也有琴；有人教认字，也有人教听声。他们不会像沈崇文那样，先从乱世里把残书一卷卷捡回来；也不会像自己一样，活到成年以后才第一次真正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本身就是太平落到普通人身上的样子。第一代人只求活，第二代人才有余地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秋风渐起时，沈知白第一次正式跟着杜先生去看了一场放榜。回来以后，沈崇文问他：“怎么样？”

沈知白想了想，道：“很多人哭。”

“中的还是没中的？”

“都有。”

这个回答让沈崇文沉默了片刻。孩子又问：“爹，你以前想做官吗？”

沈崇文摇头：“没有。”

“为什么？”

“那时候只想吃饱。”

沈知白看着父亲，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父亲小时候的世界和自己的完全不同。他没有再追问，只坐到书架边，拿起一本书慢慢翻看。

外面街上有人喊卖墨，远处的酒楼里又有举子们聚在一起谈诗论政。东京的秋天仿佛被“功名”两个字搅得发热，人人都在看那张榜，仿佛榜上几个名字便能把一生重新排过。可在清晖书肆里，一个书商的儿子第一次认真思量，自己要不要走进那扇门；在云韶坊里，一个歌女养大的姑娘也第一次认真想，为什么写在纸上的词，大多是男人的名字，而真正唱出来的时候，却常常是女人的声音。

这两个问题，当时都还很小，却会跟着沈知白和顾妙音一起长大。很多年以后，一个会整理文字，一个会整理声音，他们会共同发现，真正值得留下的，并不只是科举榜上的名字，也不只是某位名士写过的句子，还有那些没有被写进榜单，却真正让一句话、一支曲子活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