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从一座城开始

沈砚舟决定把七个县都走一遍，但不愿意把这趟行程叫作“巡视”。

真正的巡视，总带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的意味。上官还没到，县衙便先忙起来：官员排队，百姓避道，驿馆备酒，衙门补墙，市场清街，地方上最整齐、最体面的那一面被提前挑出来摆在路边，等着人看，等着人点头。沈砚舟不想再看这种东西。北州刚打完仗，地荒了多少、户少了多少、渠坏了没有、地方实际收了多少杂费，这些都不会因为县衙门前重新刷了一层白灰就改变。

他让经略使署提前三日发文，只通知大致路线和时间，不准宴请，不准铺张，也不准为了迎接临时驱赶摊贩、乞者和路边住户。地方真要准备，就把田册、户册、钱粮账、近一年河工支出和战后人口变动准备齐全。

周彦章听完便笑：“你越说不许准备，他们越会准备。”

沈砚舟也知道。

“所以我不只去县衙。”

“那你还想去哪？”

“田里，河边，市场，渡口，村里。能看见什么算什么。”

周彦章看了他一会儿，没再劝。做了这么多年地方官，他当然明白，上官只要提前一天通知，下面就能准备出一条干净街；可如果真要看一个县怎么活，县衙反而只是最小的一部分。

第一站是北河。

北河县靠水吃饭。县城不大，田却很多，真正决定这里一年好坏的也不是县令，而是城北那条河。河一涨，几千亩田跟着受灾；河水退得太早，灌渠又供不上春耕。这里的人说起年景，先问的往往不是官府出了什么新令，而是“今年水怎么样”。

沈砚舟进县第一天，没有先听县令报政绩，而是直接去了那座已经拖了八个月的灌渠。

渠口塌掉的地方比文书里写得严重得多，一段旧石岸已经松开，水流不断往旁边掏，几处临时用木桩和草袋堵过的地方也已经歪了。县令站在旁边解释，说围城以后人力、木料和石料都紧，县里也向州府报过，只是一直没有批下来。

沈砚舟沿着渠口走了一段，蹲下看了看被水冲开的土层，才问：“不修会怎么样？”

县令答：“明春少灌三千多亩。”

“今年呢？”

“今年已经少收。”

“少多少？”

县令很快报出一个数字。旁边一个老农听见，忍不住笑了一声。

沈砚舟转头。

“你笑什么？”

老农原本不想说，被点到头上，只好道：“大人，没那么少。”

县令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

沈砚舟却没替任何一边说话，只问：“那你说少多少？”

“我们村去年十成，今年不到六成。”

县令立刻道：“一个村不能代表全县。”

“是。”

沈砚舟点头。

“所以再问附近几个村。”

随后又问。

几个村的回答虽然不完全一样，差得却没有县衙报表那么小。沈砚舟这才明白，县衙报的是按册面和平均数折算后的损失，农户说的则是自家真正收进仓里的粮。两边未必谁在撒谎，只是看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他在北河待了两天。

第二天，真正让他觉得麻烦的已经不是缺钱，而是这条渠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县衙说大修属于州里河工，州里旧章却把这类支渠划给县管；沿渠几个大户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捐钱，今年战争刚过，不该再出；小户则说过去每年都出工，如今家里青壮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没有人再去服河役。

每个人都有理由。

结果就是渠一直塌着。

沈砚舟站在河边听完各方争执，没有直接下令州库出钱，而是让人把过去十年这条渠到底谁出过多少、谁用了多少水、哪几个村受益最多全部查清。

县令有些不解。

“不是急着修吗？”

“急。”

“那还查这些？”

沈砚舟看着渠里不断流过去的水。

“因为今年我可以给钱，明年呢？后年呢？总不能每次坏了，都等州里来填。”

这就是战争以后他越来越警惕的事情。不能每遇到问题，都靠一个更大的官临时补上；那样看起来解决得快，实际上只是把地方原本该长出来的责任重新抽走。

离开北河时，他在地图上这个县名旁边写了两个字：

“水权。”

第二站是安平。

安平的问题，沈砚舟已经看过一部分。

陆家太大。

但真正再去一次以后，他反而看到了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