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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从一座城开始

作者:大卫王 · 2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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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8 章

第228章 女子学堂

顾清禾问出“你这些县学里,有几个女孩”以后,沈砚舟第二天真的让人去查了。

结果比他预想的还少。

江南十二个试点县里,进入正式县学课程体系的女学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少数几个能读书的女子,要么在家里由父兄教,要么在寺院、私塾、医馆或商户内部学些识字算账。真正和男学生一样固定去学堂、参加课程、使用书舍和午食的,极少。有两个县干脆报了“无”。

沈砚舟把数字看了一遍,问负责县学事务的官员:“以前为什么没人报这个?”

那官员愣了一下。

“因为……县学本来就不收女子。”

沈砚舟抬头。

“谁定的?”

官员又愣住。

这个问题反而没人答得清。

没有哪一道新法明确写着“女子不得入县学”,可所有人都知道县学是给男学生读书、准备取士的地方。既然女子不能走大多数正式仕途,县学自然也就默认不必收她们。

没人特别禁止。

却一直进不去。

这种制度最牢,因为它甚至不需要命令。

沈砚舟把卷宗合上,想起顾清禾那句话。有一半的人,连门都没有。

晚上回家,他把调查结果说给顾清禾听。

顾清禾一点也不意外。

“我小时候就知道。”

“你学字是谁教的?”

“家里请过先生,后来自己看。”

“算账呢?”

“跟着账房学。”

“为什么没去学堂?”

顾清禾笑了一下。

“因为我是女的。”

她说得太自然,反而让沈砚舟有些不舒服。

“你当时没觉得不公平?”

“觉得有什么用?”

她低头整理知行的小衣服。

“小时候人不会先想制度,只会想自己能不能做到。我想看账,就找账看;想学货路,就跟着大人听。可不是每个女孩家里都有这些东西。”

沈砚舟问:“那你觉得应该让女子进县学?”

顾清禾没有马上答。

“你先别急着把男孩子那套直接搬过来。”

沈砚舟看她。

“什么意思?”

“女孩为什么不读书,不只是因为学校不收。”

这句话一下把问题拉回现实。

顾清禾一项项说下去:很多女孩从小就要帮家里带弟妹、做饭、织布、照顾老人;穷人家如果只能让一个孩子读书,多半先选儿子,因为儿子以后可能参加考试、做官、留在家里,而女儿终究要出嫁;有些地方即便父母愿意送女儿读书,也担心学堂男女混杂,被人说闲话,影响婚事。

还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读完以后做什么?

如果女子不能参加大多数取士,不能进入大多数官署,很多家庭就会问:花几年时间让女儿读书,回来还是嫁人,那为什么不早点学家务和手艺?

沈砚舟听完,沉默了很久。

学校只是门。

门外还有整套生活。

月棠正好从医馆回来,听到一半,便插了一句:“医馆需要女医。”

顾清禾看她。

月棠把药箱放下。

“很多女病人不愿意让男大夫看。尤其妇人病、生产、产后。稳婆很多,可真正学过脉理、药理的人少。”

沈砚舟问:“你那里有多少女学徒?”

“七个。”

“哪里来的?”

“两个是药铺家的女儿,三个是稳婆家里出来的,还有两个原本只是识字。”

“够吗?”

月棠摇头。

“远远不够。”

她坐下来,慢慢把事情说得更具体。医馆里很多女子很聪明,也能吃苦,可最先卡住的不是医术,是识字。药名不识,方子看不懂,剂量不会算,就只能永远停在帮手的位置。若从十五六岁才开始补基础,已经很晚。

“所以不是先学医的问题。”

月棠道:“是先得会读,会写,会算。”

这句话和县学改革的基础课程完全一样。

沈砚舟忽然发现,自己前面刚刚讨论过的“一个孩子不做官,也应该会什么”,放到女孩身上,答案并没有变化。

会读。

会写。

会算。

能理解契约和基本律令。

知道卫生、财产和自己的权利。

这些东西并不因为性别而失去价值。

真正不同的,只是社会给她们的路更窄。

第二天,沈砚舟没有先提出“女子进县学”,而是先让江南几个县调查:有多少家庭愿意让女儿识字,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如果有女学堂,会不会送。

这一次,官员很快发现,答案比想象中复杂。

富户家庭往往愿意,因为女儿识字能管家、看账、写信,也更容易找到他们认为“体面”的婚配。商户更现实,很多人明确说,如果女儿将来能帮着看账、管铺、处理契约,他们愿意送。医药、织造、染坊和一些手工业家庭也有需求。

真正最犹豫的是普通农户。

不是反对女儿学。

是没时间。

一个青溪县农妇说得很直白:“她去读书,谁看小的?”

另一个父亲问:“读三年回来,能多挣粮吗?”

这句话被写进调查材料。

沈砚舟看到以后没有生气。

因为这不是轻视教育。

是穷人的成本计算。

一个孩子去上学,不只是学费,还意味着少一个劳力。男孩如此,女孩更如此。

所以如果只开门,不解决时间和家庭负担,女子学堂很可能最后仍然只服务有钱人家的女儿。

顾清禾看到调查后,第一句话就是:“别一开始办得太大。”

沈砚舟问:“你又怕什么?”

“怕办成样子。”

“怎么说?”

“京城建一座很漂亮的女子学堂,来读的全是官员和商人家的女儿,然后大家宣布女子教育成功。”

沈砚舟笑了一下。

“你现在越来越会讽刺户部。”

“因为户部越来越值得讽刺。”

她把调查册翻到农户那一页。

“先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开始。”

于是第一批女子学堂没有建在京城,也没有叫“女县学”。

名字很朴素。

“女学。”

先在四个条件不同的县试行。

一个商贸县。

一个农业县。

一个手工业县。

一个医馆体系较完整的州城。

课程也没有照搬男子县学,不是因为女子不配学那些,而是因为试点必须先让家庭看到价值。基础仍然是识字、写作、算术、历史和律令常识,另外增加家产与契约、基本卫生、妇幼健康、账目和地方常见手艺。

但沈砚舟特意写了一条:

这些课程不得被解释为女子只能从事家务、医护或手工业。

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兴趣继续增加其他内容。

这一条是月棠坚持的。

有人当时提出,女子学堂就应该重点教女红、家政、育儿。

月棠听完直接问:“那男学堂为什么不教带孩子?”

议事堂里安静了一下。

有人笑。

月棠没有笑。

“孩子是两个人的。家也是两个人的。为什么一说女子教育,就先想怎么让她更会照顾别人?”

这句话传到沈砚舟耳朵里,他觉得很像她。

不是理论。

是直接把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指出来。

顾清禾则从另一个方向反对。

“女红可以有,但不能占太多。”

有人问:“为什么?”

“因为会做针线的人本来就很多,花公共的钱办学校,不是为了教她们已经能在家学到的东西。”

沈砚舟听完,把原本很大的“女工”课时删掉了一半。

这件事很快引起争议。

第一个反对的不是士族。

是一些家长。

他们担心女孩“读书太多,心就野了”。

有老人说,女子会写契约以后,家里反而难管。

也有人说,女儿若知道财产、婚书、嫁妆,婚后容易和夫家争。

沈砚舟看到这些意见时,没有马上说话。

顾清禾却笑了。

“那说明他们知道读书真有用。”

沈砚舟看她。

“你一点不担心?”

“担心什么?”

“家庭冲突。”

顾清禾道:“冲突不是她识字以后才有。只是以前她说不出来。”

这句话后来成为女子学堂讨论里最被人反复引用的一句话之一。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但没人能轻易忘记。

陆承安的态度比沈砚舟预想中更复杂。

他不反对女子识字,也不反对富家和商户女子读书,可他对由官府大规模推动持保留。

“你又准备把地方家事变成公事。”

沈砚舟问:“读书为什么只是家事?”

“因为婚姻、家庭、男女之别本来就是地方秩序的一部分。”

“地方秩序不能改?”

“可以改,但不是你觉得合理就能一起推。”

沈砚舟没有立刻反驳。

陆承安继续道:“你这几年改田、改税、改学校、改取士,每一件单独看都有理由。可地方上的人看到的不是一件,是全部一起变。”

这句话很重要。

沈砚舟听懂了。

改革者往往按项目看。

百姓却按生活感受。

田契变了。

税法变了。

学校变了。

家里的女儿现在也要去读书。

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四件小事,而是整个熟悉世界都在动。

所以女子学堂最后没有强推。

先试。

先让人看。

更重要的是,不要求所有家庭都送女儿。

自愿。

但凡愿意送的,不得因性别被拒绝。

这条底线写得很清楚。

第一批女学生入学那天,沈砚舟没有去。

顾清禾去了。

月棠也去了。

那是一所由旧书院偏院改出来的女学,地方不大,只有两个院子。第一批四十七个学生,年龄差得很大,最小十二岁,最大的已经二十二岁,其中还有两个已婚女子。

这件事一开始就引起争论。

有人认为嫁人以后就不该再入学。

顾清禾只问:“为什么?”

对方说:“已经成家。”

顾清禾道:“成家就不能学?”

没人能给出一个让她信服的答案。

所以留下了。

四十七个女子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

商户女儿。

农户女儿。

药铺家的。

寡妇家的。

还有一个父亲在县衙当旧吏。

开学第一天,没有讲大道理。

先生先让每个人写自己的名字。

有十一个不会写。

只会按手印。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拿着笔,手一直抖。她以前见过父亲在田契上按印,却从没自己写过名字。先生教了三遍,她终于写出来,两个字歪歪扭扭。

她看了很久。

顾清禾就坐在后面。

后来她跟沈砚舟说,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很多事情其实不是从大法开始。

是从一个人第一次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开始。

沈砚舟听完,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这和土地法里让穷人学会看契约,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一个人只有先能进入文字世界,才真正能进入规则。

女子学堂办了三个月以后,第一批问题就来了。

最严重的不是课程。

是退学。

四十七个人里,七个退了。

两个因为家里缺劳力,一个因为父亲病了,两个订亲以后被夫家要求停止读书,还有一个因为同村人议论太多,母亲坚持不让她再来。最后一个最特殊,她自己不来了。

先生去问,才知道她每天走十多里路,冬天实在太冷。

这个问题和寒门男学生一模一样。

路。

时间。

成本。

于是女学也开始试午食和简易住宿。

可住宿一出来,家长更紧张。

“女孩子住外面?”

很多人直接不接受。

顾清禾提出,可以先不做整宿,改成几个村设置接送点,由固定女教习或年长妇人结伴带学生。

这听起来麻烦,却比一句“家长思想落后”有效得多。

沈砚舟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很多所谓习俗阻力,里面其实混着真实的安全顾虑。

女孩独自行路。

住宿。

陌生男子授课。

婚后继续读书。

这些都不是靠一句新法就能解决。

所以女学后来增加女教习。

可问题又来了。

女教习从哪里来?

女子本来就少有正式受教育经历。第一批能教书的,很多还是富户和书香人家的女子,这似乎又把优势交还给原来有资源的人。

月棠提出从医馆、药铺、商号和旧私塾里找那些本来就会识字算账的女子,再给她们补师范训练。

“不会讲课可以学。”

她说。

“不能因为以前不给女子当先生的机会,现在又说没有女先生。”

沈砚舟听完以后,笑了一下。

“这句话可以写进文书。”

月棠立刻道:“别写得像你的话。”

一家人都笑了。

女学最大的争议,最后还是落到考试上。

学生们读了半年以后,很自然地问:

我们能参加实务试吗?

这个问题一出来,整个制度都被顶了一下。

因为实务试本来是为了选官署新人。

女子若参加,意味着什么?

允许考试,却不允许录用,那考试有什么意义?

允许录用,又要开放哪些岗位?

县衙书吏?

仓储?

医务?

财赋?

地方文书?

甚至以后更高?

这已经不是学校问题。

是仕途问题。

郑怀庸听到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你看,我早说学校不能乱开门。”

沈砚舟问:“那现在关?”

郑怀庸叹气。

“也关不上了。”

顾清禾却很平静。

“本来就迟早会问。”

沈砚舟看她。

“你觉得现在就该让女子参加实务试?”

“为什么不?”

“有些岗位地方不会接受。”

“那就先开放能接受的。”

“什么叫能接受?”

顾清禾反问:“会算账,为什么不能做账?会写文书,为什么不能做文书?会医,为什么不能进医署?”

沈砚舟没有回答。

因为这些问题单独看都很难反驳。

真正的阻力不是能力。

是习惯。

月棠更直接。

“如果女医可以给官府做事,为什么她的文书不能由女子写?”

郑怀庸头疼。

“你们母女两个一起来,我今天不说话。”

顾清禾笑。

“你不说也得表态。”

这件事最终没有在第一个月就解决。

沈砚舟决定先开一条窄门。

女子可以参加实务试中的非军事、非直接地方主官类别,通过者可以进入医务、仓储、文书、统计、学务等试用岗位,不直接授高职。和第一批实务取用试一样,先试一年。

这个决定一出,朝中争论比女子学堂本身大得多。

有人说有伤旧制。

有人说女子任官会乱伦常。

也有人支持,理由却同样让顾清禾不满意。

“女子细心,适合账房。”

她听完皱眉。

“男人粗心?”

沈砚舟笑了一下。

“人家在帮你说话。”

“这种帮法不要。”

她不想用另一套刻板印象去换一个机会。

女子可以做账,不是因为“女子天生细心”。

而是因为有人会。

不会的人就不该做。

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的。

按能力。

不按性别。

第一场女子实务试只有一百多人报名。

和男子考试的几千人相比,非常少。

可已经远超很多官员预料。

其中年龄最大的三十一岁,最小十六岁。有人出身商家,有人在药铺做过事,有人是寡妇,还有一个曾经在丈夫死后独自替家里管了五年田产,却从来没被任何人当成“会做事的人”。

考试那天,围观的人比考生还多。

甚至有人专门来看笑话。

结果出来以后,前十名里有三个女子的算术和账目成绩,超过了同场多数男子。

这当然不能证明女子比男子聪明,也不能证明什么新的天理。

它只证明一件很普通的事:

有人会。

过去只是没人问。

第一批通过者没有被大张旗鼓宣传。

沈砚舟故意压住了。

他不想把她们变成政治象征。

她们不是“女子改革成果”。

是具体的人。

一个去了医署。

两个进仓储。

三个做地方学务和文书。

还有几个进试用名单。

真正让沈砚舟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柳素娘的女子。

二十九岁。

丈夫早亡。

以前替家里经营一个小布铺。

考试成绩不算最高,却在一道案例题里写了一句:

“账错未必是贪,先问谁有能力改账,再问谁从错账得利。”

沈砚舟看到时,停了很久。

这和他自己这些年的判断方法非常接近。

他让人去查她的经历,才知道她丈夫死后,铺子差点被亲族接走。她不识太多字,只能先学账,后来一点点学契约,最后才把铺子保下来。

她没有读过什么大书。

她只是被生活逼着学会判断。

这样的人,过去永远不会出现在取士名单里。

现在至少有一条很窄的路。

陆承安对女子实务试仍然保留意见。

但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喊着“纲常大乱”。

他只问沈砚舟:“你准备走到哪一步?”

沈砚舟道:“不知道。”

陆承安笑。

“你现在最常说的就是不知道。”

“因为真不知道。”

“女子能做文书,下一步是不是能做县令?”

“如果她有能力?”

陆承安看着他。

“你已经回答了。”

沈砚舟沉默了一下。

“能力不是唯一问题。”

“对。”

“地方接受、制度配套、家庭安排,都要看。”

陆承安点头。

“所以我不是说永远不行。我只是怕你一旦看到一个原则,就一路推到底。”

沈砚舟没有反驳。

他越来越懂陆承安为什么总踩刹车。

有些时候不是反对方向。

是反对速度。

女子学堂第一年结束时,没有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大多数女孩仍然不读书,大多数家庭仍然优先供儿子,女子进入官署的人数也少得几乎可以数出来。

可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细处。

有妇人自己看婚书。

有女孩替父亲算铺账。

有女学徒能看懂药方。

有寡妇自己去县衙办理财产登记。

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在家里第一次问父亲:

“为什么弟弟能读,我不能?”

这句话未必马上改变家庭。

但一旦有人问了,就很难再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

有一天傍晚,顾清禾从女学回来。

她没有坐车。

慢慢走了一段。

回家以后,沈砚舟问她:“累不累?”

“有一点。”

“还去?”

“去。”

“为什么?”

顾清禾把披风解下来,坐到窗边。

“今天有个小姑娘问我,女子读很多书以后,会不会嫁不出去。”

沈砚舟笑了。

“你怎么答?”

“我说,不知道。”

“就这样?”

“然后我问她,你是想嫁一个怕你识字的人,还是不怕的人。”

沈砚舟笑意慢慢淡下来。

“她怎么说?”

“她想了很久,说,不怕的。”

顾清禾也笑了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沈砚舟看着她。

他忽然明白,女子学堂真正改变的,可能首先不是职业,也不是官位。

而是一个女孩开始能够想象:

人生不一定只有一种安排。

这种想象很小。

却很危险,对旧秩序来说。

也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

夜里,月棠回来得很晚。

她说医馆准备正式收第二批女学徒。

顾清禾问:“多少人?”

“十二个。”

“这么少?”

“先教得过来再说。”

沈砚舟在旁边笑。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

月棠立刻皱眉。

“那我得改。”

三个人都笑起来。

知行被笑声吵醒,在里面哭了。

顾清禾起身去抱。

沈砚舟坐在原地,看着女儿的背影,又看向妻子抱起的儿子,忽然觉得这一幕比许多奏章都更能说明问题。

一个家庭里,本来就有女儿,也有儿子。

只是过去制度总习惯只看见一个。

现在,不过是把另一个也看见。

又过了几个月,一封家书从江南送来。

不是关于女学。

是关于月棠。

信来自南州一家医馆。

里面提到一个年轻医者。

姓许。

这些年一直在河工和灾区行医。

和月棠认识已经有一阵。

顾清禾看完信,没有马上说话,只把信递给沈砚舟。

沈砚舟看了两遍。

“这是谁?”

顾清禾看着他。

“你女儿认识的人。”

沈砚舟皱眉。

“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她没告诉你。”

“为什么?”

顾清禾笑了。

“可能因为你是她爹。”

沈砚舟忽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他刚刚花了一整年讨论女子能不能自己选择读什么、做什么。

现在轮到自己的女儿选择和谁过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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