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从一座城开始

上面的公文没有给州府太多准备时间。

第一批驻军调防的日期，定在一个半月以后。

人数不算惊人，三千多人，却比沈砚舟过去直接接触过的任何一支武装力量都大。更麻烦的是，这批人不是经过五县，也不是短暂停留，而是要长期驻扎在大市以北和丰平东线之间，负责保护商路、粮道和几个重要转运点。

公文里写得很清楚。

军队归军方节制。

训练、调动、军纪都不由州府管。

州府负责的，是军粮、部分营房修缮、运输、草料和一些地方补给。

陆承安看完细目以后，脸越来越黑。

“他们人还没来，先来了十几页要钱的东西。”

沈砚舟也看得头疼。

粮食多少。

马料多少。

柴薪多少。

营房需要多少木料。

每月运输需要多少车。

甚至冬衣、药材和修马具的皮革，都有地方协助的部分。

“上面拨多少？”沈砚舟问。

陆承安把另一张纸推过去。

“有拨款。”

“够吗？”

“你猜。”

顾清禾坐在旁边，忍不住笑了一下。

“那就是不够。”

陆承安抬眼。

“也不能说不够。要是每一样都按最省的做，可能够；要是军营自己说什么都缺，那永远不够。”

韩烈一直没怎么说话。

沈砚舟看向他。

“你怎么看？”

韩烈把公文重新拿过去，翻到驻地那一页。

“先别看钱。”

“看什么？”

“看他们驻哪里。”

那三处营地，两处在丰平，一处靠近大市北面。地图上看起来都合理，既能保护商路，又不至于直接挤进城里。

韩烈却指着其中一个地方。

“这里不行。”

“为什么？”

“离村太近。”

陆承安说：“近一点不是更方便买粮？”

韩烈摇头。

“对兵方便，对村子未必方便。”

他以前当过兵，也和驻军打过交道，知道几千名成年男人长期驻在一个地方会带来什么。买粮、买酒、找女人、赌钱、打架，甚至只是晚上成群结队出来，都足够让附近村镇紧张。

“军纪好一点还行。”韩烈说，“要是军纪松，村里的人先受不了。”

沈砚舟问：“这支军队怎么样？”

韩烈看了他一眼。

“没见过。”

“上面没写？”

“公文又不会写‘这支兵喜欢喝酒打架’。”

顾清禾笑出了声。

沈砚舟也笑。

可笑完以后，他还是让人去重新勘察驻地。

这一次不只看道路和粮运，也看周边村庄、井水、集市、耕地和女子夜间出行的路线。

最后发现，韩烈说得没错。

原定靠村最近的营地，离一个有七百多人的大村只有两里多。军营一旦建起来，村里那条唯一通往集市的路正好从营区旁边经过。

丰平县里原本觉得没什么。

“都是官兵，又不是匪。”

韩烈听完冷笑。

“官兵就不是男人？”

县令脸一红。

沈砚舟没让两个人继续争，只把驻地往东移了三里。运输会多一点成本，离水源也稍远，可和村庄之间多出一大片空地。

军方那边很快回信，不满意。

说原定位置更利于补给。

沈砚舟把理由写过去。

对方第二封信只有一句：

“军务当以便利为先。”

这句话让他不太舒服。

可他也知道，对军队来说确实如此。

几天后，负责带兵前来的将领到了州府。

姓魏。

叫魏延川。

四十来岁，身材不算高，却很结实，说话不快，也没有那种一进门就摆威风的样子。

沈砚舟原本已经准备了一肚子理由。

魏延川看完新驻地，只问：“多走几里？”

“三里。”

“粮车呢？”

“也多三里。”

“冬天路能走？”

“能。”

魏延川想了一会儿。

“那就移。”

沈砚舟反而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这么容易。

魏延川看出他的神情。

“你以为我要争？”

“有一点。”

“我也不想天天处理兵和村民打架。”

这句话让韩烈第一次认真看了他一眼。

两个人都懂那种麻烦。

驻地问题暂时解决以后，真正难的还是粮。

三千多人，每天都要吃。

马也要吃。

而且和灾民不同，军粮不能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更不能看市场便宜就临时多买。

军队最怕断。

州府和军方第一次开军粮会议时，气氛比想象中紧张。

军方提出，希望五县在三个营地附近分别设固定军仓，并保证至少两个月储粮。

陆承安当场问：“两个月？”

军需官点头。

“至少。”

“谁出钱？”

“按公文，部分上拨，部分地方协助。”

“‘部分’是多少？”

军需官显然也烦这种问题。

“我只负责军粮，不负责上面的拨款。”

陆承安脸色更难看。

沈砚舟赶紧把话接过来。

“为什么一定要两个月？”

军需官说：“路断怎么办？”

“哪条路？”

“都可能。”

“过去几年断过多久？”

军需官皱眉。

“等真断了再算有什么用？”

这话听着很像前面那个怕洪水的柳湾老人。

沈砚舟一时竟觉得有些熟悉。

人对风险的反应其实很相似。

村民怕水。

商人怕断货。

钱庄怕挤兑。

军队怕断粮。

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份安全不能少。

真正麻烦的是，所有安全都要钱。

陆承安私下说：“他们要两个月，是因为不用他们出钱。”

韩烈却摇头。

“也不能这么说。”

“那你站哪边？”

“我当年最怕的就是没粮。”

陆承安看他。

韩烈继续说：“兵没饭吃，比兵少几双鞋危险得多。”

这回沈砚舟没有急着定。

他让人把三个营地到各主要粮仓、码头和道路的实际运输时间重新算一遍。

结果发现，并不是每个营地都需要同样多的储备。

靠大市的营地交通最好。

正常情况下三四天就能从主仓补上。

最远那处则遇到连雨时可能十几天难走。

最后他们提出：

近处存一个月。

中间存一个半月。

最远的存两个月。

军方一开始不同意。

觉得标准不统一。

魏延川却问了一句：“够不断粮吗？”

军需官说：“按路况，大概够。”

“大概？”

“谁也不能保证。”

魏延川看了他一会儿。

“那就按这个先做。”

事情就这么定了。

没有什么大原则。

只是不同地方多存一点、少存一点。

沈砚舟忽然发现，魏延川和自己有一点相似。

不是思路一样。

而是都开始不太喜欢“一刀切”。

可这种好感没有维持太久。

驻军真正到来以后，第一次冲突只用了七天。

不是抢粮。

也不是扰民。

是酒。

丰平东线那个营地附近有个小镇，本来就有几家酒铺。三千人的军队一来，生意立刻暴涨。

最开始所有人都高兴。

酒铺卖得多。

肉摊卖得多。

客栈也满。

甚至附近几个村的鸡蛋和蔬菜价格都涨了。

第六天晚上，一群兵在酒铺喝醉以后和本地车夫打起来。

起因小得可笑。

有人踩了别人的脚。

一句话没说对。

最后十几个人一起动手。

本地两个车夫受伤。

三个士兵也被打破头。

丰平差役赶到以后不敢抓兵。

只能围着。

军营的人后来把士兵带走。

第二天，本地人就来县衙闹。

“为什么打了人还能被军营带走？”

县令答不上。

因为按军纪，士兵由军方处理。

可受伤的是本地百姓。

事情很快报到州府。

沈砚舟第一反应就是：

“交县衙审。”

韩烈马上摇头。

“军方不会同意。”

“那百姓怎么办？”

“军营得赔。”

“只赔钱？”

韩烈看了他。

“不然呢？”

沈砚舟有点火。

“打了人，赔钱就完了？”

韩烈也皱眉。

“那你去军营抓人？”

两个人一时都没再说话。

魏延川当天就来了。

他没有护短。

先承认几个士兵喝酒闹事。

也答应赔医药费。

可说到处罚时，他很明确：

“军中自有军法。”

沈砚舟问：“地方不能知道怎么罚？”

“可以知道结果。”

“为什么不能参与？”

魏延川看着他。

“沈大人，你管百姓，我管兵。今天你进军营审士兵，明天是不是军中也可以来县衙审百姓？”

这话一下把问题说死了一半。

沈砚舟也知道不能让两个系统互相越界。

可他仍然不舒服。

“如果你只打二十军棍呢？”

“那也是军法。”

“百姓会觉得不公平。”

“军法不是做给百姓看的。”

“可人是他打的。”

魏延川沉默了一下。

两个人第一次真正僵住。

最后还是顾清禾问了一句：

“能不能让受伤的人知道事情怎么处理？”

魏延川转头。

“什么意思？”

“军方自己审。地方不插手。但查清以后，把事实、责任和处罚结果告诉县里，也告诉受伤的人。赔偿另外谈。”

魏延川没有马上答应。

韩烈却说：“可以。”

他看向魏延川。

“以前很多兵惹事，老百姓最恨的不是打得轻，是最后什么都不知道。”

魏延川想了很久。

“只告诉结果。”

“够了。”

那几个士兵最后被军法处置。

两人挨了杖责。

一个为首的被关押并扣军饷。

军营赔了医药费。

地方车夫中也有一人先拿木棍动手，县里罚了他。

这个结果没有让所有人满意。

受伤车夫的家属仍然觉得兵罚得轻。

一些士兵又觉得地方人在外面闹，逼得军营丢脸。

可至少事情没有被黑箱吞掉。

酒却成了下一个问题。

魏延川第二天直接下令：

军营周围三里内禁酒。

消息出来后，酒铺老板第一个来找州府。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沈砚舟一听，也觉得不太对。

魏延川却很坚决。

“兵喝不到，就不会醉。”

“那他们走四里呢？”

“军法管。”

“你既然能管兵，为什么先管酒铺？”

这句话让魏延川脸色不好看。

两个人第一次真正争起来。

魏延川觉得地方不懂军纪。

沈砚舟觉得军方遇到问题就先把成本推给周边百姓。

争了半天。

最后还是韩烈说：

“别禁酒铺。”

两个人同时看他。

“限制兵。”

韩烈说，“规定军中什么时候能喝，喝多少。酒铺照卖，闹事的兵加重罚。”

魏延川皱眉。

“你以为管得住？”

韩烈笑了一下。

“管不住兵，怪酒？”

这话说得很重。

魏延川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竟然没发火。

最后禁酒令只执行了两天就撤了。

改成军中限定饮酒日和外出人数。

酒铺不得赊酒给士兵。

醉酒闹事者处罚加重。

这套办法后来也不是没有出事。

只是少了一些。

而且酒铺没倒。

驻军真正改变五县的，不只是治安。

还有市场。

三千多人长期消费，很快把附近粮、肉、柴、草料价格往上推。

对农户来说是好事。

对普通居民却未必。

丰平一个月内肉价涨了两成。

柴也涨。

城里开始有人抱怨：

“兵还没打仗，先把我们吃贵了。”

陆承安听到以后很紧张。

“要不要限制军队采购价？”

沈砚舟没马上回答。

韩烈说：“别。”

“为什么？”

“你压低，没人愿意卖。”

“那怎么办？”

“提前买。”

军需官也提了类似办法。

大宗粮草尽量提前按合同采购，不要天天去市场抢。

于是军方和五县几家粮商、草料商签了半年供应约，价格按一段时间的平均水平浮动，不完全跟当天市价走。

市场压力缓了一些。

却又引出新的问题。

大商人更容易拿军方订单。

小农户仍然只能卖给中间商。

有人觉得军需成了新的大生意，只便宜了几家商号。

顾清禾去看过一次军粮收购。

回来以后说：“他们也不可能一家一家收。”

沈砚舟问：“那怎么办？”

“让村里自己合起来卖？”

这个办法很快有人试。

三个村共同凑粮。

统一送到军仓。

省了中间一层。

第一批做得不错。

第二批就出了问题。

有一家掺了陈粮。

另外两家不认。

三村差点为此打起来。

最后又得加验粮。

韩烈听说后直笑。

“你们总觉得中间商赚得多。”

“确实赚得多。”

“那人家也不是白赚。”

这话把顾清禾说得没脾气。

她后来承认，有些环节看起来多余，自己真拿掉以后才知道原来有人在做事。

驻军半年以后，州府和军营的关系慢慢稳定下来。

没有谁完全满意谁。

陆承安嫌军方花钱不精细。

军需官嫌州府什么都要算。

韩烈和魏延川倒越来越熟，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喝茶，能从马料说到巡夜，再说到哪个营的副将太爱喝酒。

沈砚舟和魏延川也不再像最开始那样客气。

有事就吵。

吵完再做。

真正改变他们关系的，是一次粮仓失火。

那天夜里，丰平东线军仓突然起火。

火从侧仓烧起。

很快蔓延到主仓。

里面有一个多月军粮。

如果全烧掉，损失很大。

军营的人第一时间赶到。

附近村民也来救火。

县里的消防队随后到。

火折腾了一夜才控制住。

最后还是烧掉了接近三成粮食。

最初所有人都怀疑有人纵火。

因为前几天刚有军粮采购纠纷。

韩烈查了两天。

没有证据。

最后发现，最可能只是仓边临时搭的烘衣棚火星飘进去。

一个小疏忽。

差点烧掉几千人的粮。

魏延川脸色很难看。

军需官更是一夜没睡。

沈砚舟去现场时，看到烧黑的仓梁，第一句话竟然是：

“还好没有存两个月。”

魏延川转头看他。

两个人愣了一下。

然后一起笑了。

如果这里真的按军方最初要求存满两个月粮，烧掉的会更多。

可如果存得太少，现在又会立刻缺粮。

现实像故意在嘲笑所有过度自信的人。

最后靠另外两个军仓调粮，再从大市临时补一部分，几天后恢复正常。

这场火灾以后，军方自己主动改了粮仓布局。

不再把大部分粮集中在一个仓区。

烘衣、炊事和仓储也彻底分开。

陆承安看完新方案，只说了一句：

“这回不用我催。”

魏延川听见，骂了一句。

“少幸灾乐祸。”

大家都笑。

一年下来，沈砚舟越来越清楚，兵和他们过去管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太一样。

商人可以换地方。

百姓可以申诉。

钱庄可以清算。

军队却必须服从。

它需要更强的纪律。

也拥有更强的力量。

一支守规矩的军队可以保护道路、粮仓和商旅。

一支失去约束的军队，也可能比任何盗匪更危险。

而地方官府既不能直接指挥它，又不能假装它和地方生活没有关系。

这种关系始终有一点别扭。

却只能磨。

到了冬天，魏延川忽然收到调令。

北边局势又紧张起来。

他的部队可能要调走一半。

剩下的留守。

韩烈看完消息以后，沉默了很久。

沈砚舟问：“担心？”

“有点。”

“怕商路没人守？”

“不是。”

“那是什么？”

韩烈看向北边。

“怕他们真要打仗。”

这句话让屋里的气氛一下变了。

过去一年，他们讨论的是军粮、酒、仓库、采购、打架。

这些事情再麻烦，终究还是平时的麻烦。

可军队真正存在的理由，从来不是这些。

几天后，北方急报送到州府。

边境几个地方已经出现战事。

规模暂时不大。

却有商路中断。

粮价开始上涨。

还有一批北方百姓再次向南移动。

沈砚舟看完公文，没有立刻召集会议。

他先走到墙边那张地图前。

几年前，北方流民第一次下来时，他还把那当成一场人口安置问题。

现在，同一条路上可能同时下来三样东西：

兵。

难民。

还有价格。

顾清禾站到他旁边。

“这次先处理什么？”

沈砚舟看着地图。

过了很久才说：

“先看看战打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