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从一座城开始

邱老六的尸体是在东坡外一条排水沟边找到的。

地方并不偏，离最外侧的棚区只有两百来步。白天常有人从那里绕去柳家村，晚上却很少有人走，因为地面仍湿，沟边草深，又没有灯。发现尸体的是两个负责倒灰的人，其中一个最开始还以为有人喝醉睡着，走近以后才发现不对。

谢永年到的时候，杨大夫已经蹲在旁边看了半天。

尸体侧卧着，腿微微蜷起，一只手按在腹部。嘴角有一点干掉的污渍，闻不出酒味，衣服也没有明显撕扯。谢永年先看手，再看脖子，又把袖口、鞋底和腰带翻了一遍，没找到刀伤，也没有被勒过的痕迹。

“真是毒？”他问。

杨大夫不太高兴。“我只说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什么毒，我没说。”

“怎么判断？”

“吐过，腹里绞痛，指甲边发青。”杨大夫站起来捶了捶腰，“可有些坏掉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这样。你别先写成毒死，省得明天整个东坡都传有人下毒。”

沈砚舟赶到时正好听见后半句。

他蹲下来，没有碰尸体，只看周围。地面踩得很乱，已经分不出最早的脚印。沟边倒着一个小陶壶，里面剩一点水。邱老六自己的磨刀石和两把旧刀都还在布包里，腰间的钱袋也没动。

只有那块刻着“邱成”的木牌不见了。

韩烈站在旁边，脸色很难看。

下午是他把人带来问的。

现在人死了。

“会不会根本没有那块牌？”谢永年忽然问。

韩烈马上抬头。“我看见了。”

沈砚舟也点头。“我拿在手里看过。旧木头，两个字刻得很浅。”

谢永年嗯了一声，没有再怀疑，只让人把尸体先移到医棚后面一处单独空棚，不许围观，也不许说死因。可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不到半个时辰，已经有人说“下午被县衙问过的人死了”。

这句话最麻烦。

韩烈听见以后气得要去找传话的人，被沈砚舟拦住。

“现在抓谁都像心虚。”

“那就让他们乱说？”

“不是。”

沈砚舟看着越聚越多的人，最后让韩烈把几个棚头叫来。没有开大场面，只在主路边把事情说得很简单：邱老六死因还没查清，暂时不能说是被杀，也不能说是下毒；县里下午确实问过他，但问完就让他走了；谁知道他晚饭以后去了哪里，或者见过谁，可以单独来报。

有人立刻问：“是不是因为他说了北安的事？”

沈砚舟没有否认下午问过北安，也没有顺着猜测。

“现在没人知道。”

“那木牌呢？”

这一问让他停了一下。

消息传得比预想更快。

“谁告诉你有木牌？”

人群里没人承认。

刚才问话的人缩了回去。

谢永年站在旁边，已经把那人的脸记住。

沈砚舟却没有当场追，只把话说完：“木牌确实不见了。谁捡到，送回来。别的等查清再说。”

通报结束后，人群没有像平时那样很快散去。几个人站在一起低声议论，还有人回头看县衙的人。

第一次，东坡的人开始怀疑这里发生的事和县衙本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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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老六住在西边第三棚。

和他同棚的一共九个人，都是单身男人或者与家人走散的人。谢永年逐个问了一遍，很快拼出他死前几个时辰的大致行踪。

问话结束后，他回摊位磨过两把刀，赚了六文钱。天黑前收摊，去东市买了一碗豆汤和两个杂面饼。卖汤的妇人记得他吃完了一个饼，另一个用布包起来，说留着明早吃。

之后，他回过棚。

同棚一个叫马顺的人说，邱老六坐了一会儿，又出去，说有人知道他哥哥的消息。

“谁告诉他的？”谢永年问。

马顺摇头。“没说。我还问是不是下午县衙那些人，他说不是。”

“什么时候出去？”

“天刚擦黑。”

“带什么了？”

“那块牌。”

“你看见？”

“看见。他出去前把木牌拿出来擦了一下。”

这就说明木牌在邱老六离开棚区时还在。

沈砚舟问：“他为什么一直带着那块牌？”

马顺想了想，说邱老六这些年只要听见哪里有北安退兵、军户、逃兵，就会拿牌去问。因为哥哥邱成不识字，早年被征走时只知道自己名字，不知道营号。那块木牌原本是家里挂农具用的，临走前邱成自己刻了名字，说以后若死在外面，至少还有人认得。

这句话让屋里安静了片刻。

韩烈站在门边，没有说话。

他父亲连这样的东西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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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夫那边直到半夜才有稍微明确一点的判断。

邱老六胃里有没消化完的豆和饼，还有一种很苦的植物残渣。杨大夫认不准，让医棚里一个会采药的老人来看。老人闻了几次，又用指甲捻开，觉得像乌头一类的东西。

“能毒死人？”谢永年问。

“量大能。”

“容易买到吗？”

老人摇头。“药铺有，但不会随便卖这么多。山里也有野的，会认的人能挖。”

“吃下去多久发作？”

“快的话半个时辰，慢也不会太久。”

这样一来，邱老六很可能是在离开棚区之后才吃下去。

沈砚舟问：“有没有可能误食？”

老人犹豫。“不太像。乌头苦得很，混在汤里都能尝出来。”

“如果煎过呢？”

“还是苦。”

谢永年没有再问。

一个人在赴约的时候，主动吃下一种明显发苦的东西，除非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或者别人告诉他必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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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县衙开始查邱老六昨晚可能走过的路线。

东坡外到水沟之间有三条常走的小路。一条通柳家村，一条去旧砖窑，还有一条顺沟往北，最后接上去北门的官道。附近没有固定住户，只有几个砍柴和放牲口的人偶尔经过。

最有用的线索来自柳家村一个放牛的孩子。

孩子说昨晚天黑前看见邱老六跟一个男人站在沟边说话。两个人没有争吵，反而像很熟。那个男人还拍过邱老六肩膀。

“长什么样？”谢永年问。

孩子说不清。

只记得男人背着一个长布包，腰上挂着东西，走路有点跛。

“哪条腿？”

“右边。”

这个特征比斗笠灰衣有用得多。

谢永年立刻让人去查最近进东坡的跛脚男人。

结果半天就查到七个。

有灾民。

有老人。

有一个木匠。

还有一个在东市卖针线的小贩。

谁都不像一眼能定。

沈砚舟看着名单，没有让继续抓。

“先查他们昨晚在哪。”

谢永年点头。

这一次不需要他提醒，大家都知道不能再因为“像”就把人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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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邱老六失踪的木牌却自己回来了。

不是在尸体附近找到。

而是被人放在县衙门前的石狮底下。

发现它的是一个扫街的杂役。

木牌表面被擦得很干净，“邱成”两个字还在，可背面多了一道新刻痕。

一个“西”字。

下面三个点。

赵承礼盯着看了半天。“又是西岭？”

谢永年没回答。

沈砚舟也没有马上下结论。

他把木牌放在纸上，与那张“山下三横”的炭画摆到一起。

一个是山。

一个是西。

三个点，三道横。

像有关联。

又不像同一个人的手法。

“故意送回来。”王敬山说道。

“为什么？”

“告诉我们邱成也在西岭？”

赵承礼皱眉。“那邱老六为什么死？”

没人知道。

如果杀人只是为了灭口，把木牌拿走就够了；现在又送回来，反而像有人怕他们查不到某个方向。

谢永年忽然说道：“也可能不是同一拨人。”

这句话让沈砚舟抬头。

“一个人杀。”

“另一个人送牌？”

“或者一个人拿牌，另一个人又从他手里拿回来。”

屋里安静下来。

这层关系比“有个探子”麻烦得多。

临川城里可能不只一双眼睛。

而且彼此未必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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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韩烈自己找到了一个人。

不是跛脚男人。

是东市里一个卖旧衣的妇人。

她说昨晚邱老六来过摊边，问她有没有见过一个背长包的人。妇人记得，是因为那人当天上午买过一件旧夹袄，付钱很爽快，根本没还价。

“什么样的长包？”韩烈问。

妇人拿手比了比。

约三尺多长。

窄。

用黑布包着。

韩烈第一反应是刀。

谢永年看完尺寸，却说也可能是弓。

北边军队的人更常带这种东西。

妇人还记得另一个细节：跛脚男人买夹袄时，里面原本穿的是一件深色短衣，袖口露出一小截红线。

红穗。

谢永年神色变了。

那和南仓外年轻军官的腰牌描述相似。

但他仍然没有说“西岭军官”。

只是问：“人什么时候走的？”

“上午买完就走，晚上我没见。”

“他知道你看见红线了吗？”

妇人摇头。

“别跟别人说。”

妇人有些害怕：“是不是出事了？”

“只是问人。”

谢永年没有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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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顾清禾来县衙时，正好碰见沈砚舟在看邱老六那块木牌。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新刻的。”

“怎么看出来？”

“颜色。”

刻痕里面比外面浅。

“这三个点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顾清禾把木牌放回去，没有猜。

她今天带来的是另一件事：南边第二批粮暂时停在青平码头，没有被州兵截，却被船家集体涨了运费。

“涨多少？”

“四成。”

赵承礼听见就骂。

顾清禾却很平静。“他们知道所有人都抢着用船。”

“那就换车。”

“车价也涨。”

“总不能任他们开。”

“当然不能。可也不能逼着人按旧价走。北边封路以后，船一旦进去可能回不来，船家算的是风险。”

沈砚舟看着木牌，又看她带来的粮价单。

一边有人因为一个失踪的哥哥死在水沟边，一边几百石粮卡在码头，只因为船家开始害怕北方。

战争还没有打到临川。

可所有人都已经在为它重新出价。

“能不能从别的水路绕？”沈砚舟问。

顾清禾点头。“能，但多两天，而且要经过一个小港。”

“哪里？”

“新渡。”

这个名字沈砚舟没听过。

顾清禾在地图上点了一下。新渡不大，在白石河下游，平时只是盐船和竹排停靠的小地方，不属于主粮路，因此暂时没被州府和北方商号盯上。

“如果走这里，第一批能运多少？”

“三百石左右。”

“风险？”

“河浅，大船走不了，要换小船两次。”

“损耗呢？”

“会高。”

赵承礼问：“值不值？”

顾清禾看向沈砚舟。

沈砚舟没有马上回答。

几个月前，他习惯先找最省钱的方案。

现在却已经开始习惯问另一个问题：

如果不这么做，会失去什么。

“走。”他说。

顾清禾点头。

没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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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沈砚舟回了一趟家。

这是他几天来第一次赶上母亲的面摊还没收。

周氏看见他，什么也没问，只端了一碗剩下的面过来。汤已经不算热，上面放着一点葱和半个卤蛋。

“今天有蛋？”

沈砚舟有些意外。

“别人送的。”

“谁？”

“柳家村一个妇人。”

“为什么送？”

“她男人在东坡做工，拿了工粮。说前阵子村里还骂你们，现在觉得起码账算得清。”

周氏说得很随意，像只是讲一件普通事。

沈砚舟低头吃面。

过了一会儿，她才问：“是不是又死人了？”

沈砚舟抬头。

“外面都传了。”

“嗯。”

“跟你有关系？”

“下午问过他话。”

周氏把抹布叠好，没有责怪，也没有安慰，只说道：“那你以后问人，别把人吓坏。”

沈砚舟苦笑。“不是我们杀的。”

“我没说你杀。”

“那你说什么？”

周氏看他一眼。“人家不知道。人家只知道他进过你们那里，晚上就死了。”

这句话让沈砚舟停住。

县衙知道的事实，和普通人看到的事实，从来不是一回事。

他吃完最后一口面，忽然问：“娘，如果官府说一件事还没查清，你信吗？”

周氏想了想。“看谁说。”

“什么意思？”

“有的人以前天天骗人，今天突然说真话，谁敢信？有的人平时说话算数，他说不知道，我就信他真不知道。”

她说完把碗拿走。

没有再讲道理。

沈砚舟却坐了一会儿才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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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邱老六的尸体准备下葬。

他在临川没有亲人，也没有人愿意认领。县里本来准备按无主流民的办法简单掩埋，韩烈却找到沈砚舟，说想把那块木牌一起埋进去。

“这是他哥哥的。”

沈砚舟摇头。“不能埋。”

“为什么？”

“还要查。”

韩烈脸色不好。“人都死了，还查一块木头？”

沈砚舟看了他一会儿，最后说道：“做一块新的。”

韩烈愣住。

“照着刻。”

“刻谁的名字？”

“邱老六的。”

韩烈站了片刻，没有再说话。

最后他真的去找了那个北方木匠。

下午下葬时，坟很小。

没有碑。

只有一块新木牌，上面刻着三个字：

邱老六。

韩烈插下去的时候，旁边有人问他：“真名吗？”

他摇头。

“不知道。”

“那为什么刻这个？”

韩烈想了半天，说：“大家都这么叫他。”

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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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牌原件则继续留在县衙。

傍晚，谢永年从七个跛脚男人里排除了六个。

最后一个没有回棚。

登记名字叫许三河。

北方口音。

三十五岁。

说自己是修车轮的。

三天前进东坡。

没有家人。

昨晚有人见他往水沟方向走。

谢永年带人去他住的地方时，铺盖还在，工具也在，唯独人没了。

床板下面找到一双旧军靴。

右脚鞋底内侧垫了厚厚一层布，说明这个人的右腿确实有伤。

除此之外，没有腰牌，也没有兵器。

只有一小包钱。

和一张已经揉皱的纸。

纸不是密信。

是一张东坡摊位登记。

上面写着一个摊主的名字：

罗大成。

就是那个告诉他们“十二营”和魏崇山的人。

谢永年拿着纸回来时，没有人立即说话。

沈砚舟重新把这些天出现过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罗大成。

邱老六。

许三河。

范同。

陈守义。

魏崇山。

他没有画线。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哪些人真的连在一起。

门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

韩烈冲进来，脸色很难看。

“罗大成不见了。”

沈砚舟抬头。

“什么时候？”

“他老婆说下午有人来找他。他出去以后没回来。”

“谁找？”

韩烈喘了一口气。

“一个小孩。”

又是小孩送话。

“说什么？”

“只说有人知道周信埋在哪。”

周信。

就是罗大成那个去了西岭、后来只送回一件军服的旧同营兄弟。

沈砚舟慢慢站起来。

没有人再去看桌上那些名字。

他们已经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