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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从一座城开始

作者:大卫王 · 2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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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7 章

第217章 寒门

第一场实务取用试结束一个月以后,沈砚舟让户部重新核了一遍九千多名报考者的来历。

不是看谁考得好,而是看谁根本没有走到最后。

这一查,数字比考试成绩更有意思。京城、江州、海州几个大城报名最多,通过率也明显高;县城次之;真正来自偏远乡里的很少。不是那些地方没有读书人,而是许多人连报名都没有赶上。有的州县收到告示时,离报名截止只剩十天;有人要走三四百里;有人没有盘缠;还有一些人虽识字,却连考试要求的账目格式都没见过。

这不是谁故意阻拦,却足以把许多人挡在门外。

郑怀庸看着汇总,先说了一句:“这很正常。”

沈砚舟抬头。

“正常就不用管?”

“不是这个意思。京城人见得多,当然考得好。总不能为了乡下人,把题出简单。”

“我也没说出简单。”

“那你想怎么办?”

沈砚舟没有马上回答。

他最近越来越发现,一项制度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明面上的不公平,而是那些没有人设计、却真实存在的差距。明令说士族可考、寒门不可考,这很容易改,把“寒门不得参加”几个字删掉就行。可如果规则已经写着人人可考,最后九成通过者还是来自城里和富裕家庭,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说:他们不是不能考,只是没考上。

这句话听起来很公平。

可沈砚舟越来越不确定。

他让人从落榜和未能赴考的人里,各选几十份情况送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引起他注意,名叫赵安,二十四岁,山州人,父亲早亡,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他十三岁进过私塾,读了两年便退学,不是读不下去,而是家里需要劳力。后来他一边种田,一边替村里人写契、算粮。实务试消息传到山州时,他已经二十四岁,想去,可考场在州城,来回七百多里,路费、食宿,再加上离家十几天不能做工,最后还是没去。

户部书吏在备注里只写了一句:

“有意报考,因贫未赴。”

沈砚舟看了很久。

这种人有多少?

不知道。

因为没来的人,本来就不会出现在考卷里。

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制度最容易看见参加的人,最难看见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的人。

几天以后,沈砚舟让江南几州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以后实务取用试的告示提前三个月发,并且必须送到县,不准只停在州城。

郑怀庸看完,觉得合理。

“这能解决不少。”

“只是消息。”

“消息也重要。”

“还有路费。”

郑怀庸看着他。

“你不会想让朝廷给所有考生出路费吧?”

沈砚舟笑了一下。

“户部还没富到这个地步。”

“那你提它干什么?”

“因为贫穷真的会让人来不了。”

这话没人能反驳,可解决也不容易。如果朝廷给所有人路费,报名人数可能立刻翻几倍,甚至有人只为拿路费而来;如果只给贫困者,又要判断谁穷,一判断,就会出现证明、关系和造假。

郑怀庸道:“你看,一帮穷人还没进门,我们先得养一批查他们穷不穷的人。”

沈砚舟笑了。

“所以不能这么做。”

最后,他们改了考点。

不再让所有人都跑州城。

人口大的州增设县级初试,基础算术、文书和账目题可以先在县里考,通过以后,再到州城参加后面的实务和策问。这样至少能把第一次门槛降下来。

办法一出,反对立刻来了。有人说县里主考容易受地方关系影响,有人说题目会泄露,还有人担心县级考点多了,标准不一。

这些问题都是真的。

沈砚舟没有否认,所以县级初试只做资格筛选,不排名,不直接录取,试题由州里统一封送,各县考完以后卷子交叉送别县阅。

郑怀庸看完新规,叹气。

“你现在越来越喜欢交叉。”

沈砚舟道:“因为人情不能消失,只能绕开一点。”

“绕得完?”

“绕不完。”

“那还有用?”

“有一点就算一点。”

这种答复放在几年前,沈砚舟自己都未必满意。那时他喜欢更完整的答案,现在却越来越接受,治理里很多东西只能减少,不能消灭。

第二场实务取用试还没有开始,江南几个县已经出现另一个现象。

私塾开始分化。

有钱人去上专门准备实务试的新学馆,普通读书人仍在旧私塾,一些过去只教经义文章的先生也开始加算术、账目和地方文书。这本来像是好事,可收费也跟着上涨,一个专门教“户部实务”的学馆,一年束脩竟比普通私塾高出一倍。

顾清禾听说以后,只说:“很正常。”

沈砚舟抬头。

“你现在怎么跟郑怀庸说一样的话?”

“因为真正常。只要一件东西能带来官位,就一定有人卖。”

“那怎么办?”

“别想着不让人卖。”

“那想什么?”

“让买不起的人也能学。”

这句话让沈砚舟沉默下来。

他忽然发现,考试改革已经自然推到了学校。如果只改最后那一场考试,而不看前面的学习机会,那么真正受益最大的,仍然会是最早知道规则、最有时间准备的人。

第二天,他把各州官学、县学和书院资料调来。

结果不比田册简单多少。

有的县学名义上有学生一百多人,真正常来的不到一半;有些地方官学几乎变成士族子弟读书处。寒门并不是不能进,只是进去以后,生活费怎么办,书从哪里来,家里少一个劳力怎么办,这些问题官学都不管。

沈砚舟去看了一所京畿县学。

没有提前通知。

进去以后,他没有先问谁文章最好,而是找几个家境普通的学生聊。其中一个少年十七岁,父亲做小木匠,每天清早先帮父亲刨木料,上午来县学,下午再回去做工。

沈砚舟问:“为什么不整天读?”

少年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奇怪。

“要吃饭。”

这句话很轻,却让沈砚舟一下不知道还能问什么。

另一个学生家里有十几亩地,农忙时一个月不来。先生对此很不满,说读书最怕断,学生低着头没说话。沈砚舟却知道,不是他想断,是田不能等。

他在县学里待了一下午,最后发现,寒门和士族最大的差距,很多时候并不是聪明。

是时间。

有钱人可以买别人的时间,可以让仆人种地,让账房管生意,让孩子整天读书;穷人不行,一个年轻人每花一个时辰读书,往往就意味着家里少一个时辰的劳力。

这种差距不是一场考试能解决的。

回户部以后,他把“寒门”两个字写在纸上,看了很久。

郑怀庸进来时正好看见。

“你又准备干什么?”

“还不知道。”

“你最近不知道的事越来越多。”

沈砚舟笑了一下。

“越管越大,知道得越少。”

“这倒是实话。”

他把县学看到的事情说了一遍。

郑怀庸听完以后,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提出办法,过了一会儿才道:“沈侍郎,你不会想让朝廷养所有读书人吧?”

“养不起。”

“那就好。”

“可完全不管,考试最后还是富人占便宜。”

郑怀庸叹了口气。

“本来就会。”

沈砚舟看着他。

“你觉得没办法?”

“有办法,但很贵。”

“说。”

“县学供饭。”

沈砚舟一愣。

郑怀庸继续道:“你别小看一顿饭。很多穷学生不是交不起束脩,是读一天书以后,还得回家吃。县学若每天管一顿,至少能让一些人多留半日。”

这个办法简单得让沈砚舟意外。

他想了一会儿。

“多少钱?”

郑怀庸笑。

“你果然先问这个。”

两个人真算起来,数目并不小。全国一千多个县,哪怕每县只供几十个学生,一年也是一大笔粮。户部当然不可能一下全做,沈砚舟现在也已经不会因为“好”就立刻全国推。

他只选了江南十二个试点县,再加北方几个贫困县。

县学设“助学食”。

不是所有学生都有。

家境困难者可申请。

但为了避免把人分成“穷学生”和“富学生”太难看,最终改成县学中午统一供简单饭食,富裕家庭可以自愿缴粮,贫困学生不必另交。

顾清禾听完以后笑。

“你这是让有钱人替穷人吃饭?”

“也替自己孩子吃。”

“他们愿意?”

“不愿意就县库出。”

“县库有钱?”

沈砚舟沉默。

顾清禾看着他笑。

“又回来了。”

所有好事最后都要碰到钱。

这是他现在最熟悉的现实。

所以助学食只能试,不能喊成天下仁政。

第一批县学开始以后,最初效果并不明显。真正让沈砚舟注意的,是一个县报告学生出勤增加了,尤其是农家子弟。

不是因为饭多好。

只是他们中午不必来回走十几里。

有些学生因此能多留一个下午。

这让沈砚舟第一次意识到,所谓机会,有时候并不是宏大的制度。

只是少走十里路,少饿一顿饭,多出半天时间。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

县学虽然开始招更多寒门学生,先生却还是原来的先生。他们擅长经义,却未必会教算术、账目、河工基础。实务试一改革,很多学校干脆临时找县衙书吏来授课。

这本来很好。

可一些士子觉得“让胥吏教学生”有辱斯文。

有个县甚至发生争吵,书吏刚上台,下面几个士族子弟直接离席。

事情报到沈砚舟这里,他没有马上处分学生,只问那个书吏教什么。

答:

算田亩。

沈砚舟又问:“他算得准吗?”

“很准。”

“那就继续教。”

有人问:“士子不来怎么办?”

“自己选择。”

“考试会考。”

“那也是他们的选择。”

这件事后来在江南引起不小争论。有人说朝廷正在抬高吏员身份,有人说这是务实,也有人认为读书人就不该学这些“俗务”。

沈砚舟没有加入争论。

他越来越不想在抽象的尊卑里浪费时间。如果一个人会某件事,就让他教;如果一个士子觉得这东西低贱,可以不学,但不能一边不学,一边要求国家因为你的身份继续给你位置。

这就是他的态度。

第二场实务取用试半年后举行。

县级初试第一次启用。

报名人数比第一场更多,真正来自乡里的比例也增加。

赵安来了。

就是那个第一次因为路远和没盘缠,没有赴考的山州年轻人。他在县里初试通过,再去州城,策问成绩不算好,算术中等,但账目题很强,最后进入候用名单。

不是前几十。

只是二百多人里的一个。

沈砚舟看到名字时,停了一下。

这让他有一点满足。

但很快,他又看到另一个名字。

林子谦。

江州士族子弟,家里有田数千亩,上过最好的书院,也参加了实务试,而且考得比赵安好得多。

有人在评卷后私下抱怨:“寒门好不容易有机会,最后还是士族考得更好。”

这句话传到沈砚舟耳朵里,他反而不高兴。

“难道因为他家里有钱,就该少给分?”

没人敢接。

沈砚舟继续道:“我们要做的是让寒门能来考,不是让士族不能考。”

这条线必须守住。

如果改革为了帮助弱者,最后变成对另一种出身预先处罚,那一样会失去公正。林子谦考得好,就该录;赵安能走到考场,也应该有机会。

两者并不冲突。

真正困难的是,怎么让赵安在十八岁时就有机会学到林子谦能学的东西,而不是二十四岁才第一次听说这扇门。

这已经不是考试能解决的。

是教育。

是家庭。

是土地。

是财富。

也是一个孩子出生时,站在哪里。

沈砚舟第一次真正觉得“寒门”这两个字太轻。它听起来像一种身份,实际却是一整套生活条件:书从哪里来,饭够不够,家里需不需要你做工,县城离家有多远,父母识不识字,有没有人告诉你考试消息。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决定一个人最后会不会走到考场门前。

有一天,他和顾清禾谈起这件事。

顾清禾听完以后问:“你想把所有人的起点都变成一样?”

“做不到。”

“那你还烦什么?”

沈砚舟笑了一下。

“因为做不到,不代表什么都不用做。”

顾清禾点头。

“那就想最便宜、最有效的。”

这句话很像商人,却也很有用。

最后,沈砚舟没有推出什么宏大的“寒门新政”,只是做了几件小事:考试消息必须送县;县级初试继续保留;县学在条件允许的地方提供午食;允许有实际技能的县吏、商号账房、河工人员进入县学讲授实务;各州公学建立简易书舍,常用算术、田亩、仓储、基础律令书籍允许学生借阅;贫困学生参加州级复试时,可以由县学提供一次往返路费,但必须通过县级初试后才有资格。

办法都很小。

没有一条能让寒门立刻翻身。

也不会让士族失去优势。

可至少那条路比过去平了一点。

沈砚舟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但他也越来越不相信一次改革可以解决一代人的命运。真正能做的,是把一些本来完全关着的门先推开,再把门前最明显的石头搬掉。

至于路能走多远,还要看很多年以后。

这套办法推行一年以后,户部做了一次简单统计。实务取用试里,寒门和普通农户家庭出身的人比例上升了,幅度不算巨大,却是实实在在地上升。

郑怀庸拿着表笑道:“有效。”

沈砚舟道:“一点点。”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容易高兴?”

“因为一高兴就想推广全国。”

“那不正好吗?”

“然后就会出事。”

郑怀庸大笑。

“看来江南真把你治好了。”

沈砚舟也笑。

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保守,只是越来越明白,制度真正困难的,不是想出一个好办法,而是知道它在哪些地方会坏。

几天以后,一封来自江州书院的公开信送进户部。

信不是骂实务试,也不是反对寒门,恰恰相反,它写得非常克制,却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朝廷不断用县学、助学食、实务考试和候用制度扩大寒门上升的机会,那么原本长期支撑地方教育、族学、义学和书院的士族,会不会被朝廷慢慢挤出去?

信最后写道:

“国家欲得寒门之士,固为善政;然若使世族百年兴学之功一朝尽归官府,士族何以自处?”

沈砚舟看完,没有立刻说话。

郑怀庸也看了很久。

“这封信写得比前面那些骂你的好。”

沈砚舟点头。

因为对方问到了真正的问题。

改革不只是在帮助一些人,也在改变另一些人过去拥有的位置。寒门多走一步,士族的相对优势就少一点,这种变化不会只带来掌声。

下一场冲突,已经很清楚。

不是谁藏田,也不是谁作弊。

而是那些过去几百年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资格领导地方的人,开始发现这个世界正在慢慢绕过他们。

沈砚舟把信放下。

窗外的春风已经有些暖,院里新叶刚出来。他忽然想起安平陆家的族学,也想起陆承安那句话:

士族是地方之骨。

现在,朝廷正在试着给更多人一条路。

可当新的骨架开始长出来,旧的骨头会怎么想?

问题已经到了眼前。

士族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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